第四节 文献中重庆的原始先民
一 巫山十巫据峡江
十巫在三峡地区活动的历史，各类文献史籍多有记载。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曰：“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
《山海经·大荒西经》亦载曰：“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
另外《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巫，《世本·氏族篇》有巫诞，以上共计有十六个巫。
灵山即巫山，《说文解字》云：“灵，巫也，以玉事神。”灵、巫古本一字，故袁珂注《山海经》曰：“灵山即巫山。”
巫山诸巫具有多重意思。首先，他们是大巫山地区诸氏族部落的首领，同时又是一群巫师，是酋长兼巫师之类的人物，而且还是一批掌握了“不死药”的神医，因此又是神巫兼神医式的人物，可谓一身而三任焉，他们或上下于天，宣达神的旨意，或奉命用仙药为人治病，如奉天帝之命用不死药救活无罪而被杀的窫窳。其次，诸巫的另一层意思是指大巫山中一些氏族部落，并在其后加以“国”字称呼，如《山海经·海内经》载：“巫咸国在女丑北……”
三大盐泉并非由巫山诸部大家平等共享，而是由三大部落单独控制着，巫咸国占据今巫溪宁厂镇的宝源山盐泉；由巫臷国控制彭水郁山镇伏牛山盐泉；由神女部落控制盐水。
二 宝源山盐泉与巫咸国
《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保山，群巫所以上下也。”
关于巫咸国《巫溪县志·附录·巫溪及古巫咸·巫臷国名考》曰：“以‘巫咸’名国，这个‘咸’就与‘盐’有关。《说文》云：‘盐，鹹（咸）也。’……任乃强《华阳国志校外备注·说盐》：‘鹹字，古原作咸。加心，为感觉之感，加水，味则减，为减退之减。故可设想，咸即古代用以表示食盐之字，’巫溪盐泉，古亦称‘咸泉’。《舆地广记》：‘故北井县（今巫溪）有巫溪咸泉。’今巫溪县境咸水乡有咸水坝，易溪乡有咸池子，都因该地出盐卤而得名，呼盐为咸，古今相同。由此可知‘巫溪咸泉’所在地的今巫溪县在唐尧时为巫咸国本土，巫溪咸泉所出之宝山（登葆山），即巫咸国首会（或部落）所在地，看来巫盐开发始于巫咸国之时，继唐尧之后，巫溪巫山属‘巫臷’。”
上述分析有一定道理，巫咸国的来源应与他们占据巫溪宝源山咸泉，拥有泉盐有关，但是，关于巫咸国存在时间笔者却不敢苟同，该“国”并非始于唐尧，而是比尧早得多。
《路史·后纪三》谓：“神农使巫咸主巫”，则巫咸为神农时人，其时代尚未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归藏》曰：“昔黄帝与炎帝争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说明远在黄帝以前他们便立国于此，并因用盐供应中原，得黄帝赏识，被任为他的巫师。
《艺文类聚》卷七引晋代郭璞《巫咸山赋》曰：“盖巫咸者，实以鸿木为帝尧医。”光绪《巫山县志·山川》认为巫咸山在巫山县南隔江三里，与南陵山并列的一座山峰——即巫山诸峰之一。此时巫咸又为尧之医师。
关于巫咸国结束的时间也不是唐尧以后，这已为史料所证实。
《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外国图》云：“昔殷帝打戊，使巫咸祷于山河，巫咸居于此，是为巫咸民……”大戊即商汤第五代孙，第十位商王，尚属商代前期。
《楚辞·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淑糈而要之。”王逸注曰：“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殷中宗即殷帝大戊，此亦谓巫咸为殷王大戊之巫。
《尚书·君奭》曰：“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相传巫贤即巫咸之子，为殷王祖乙宰相。乙组即殷王大戊之孙，帝河亶甲之子。
由此可见，巫咸国的存在至少到殷王祖乙之后，此已很接近商代中期了，显然此后即为庸国所灭。
庸国灭巫咸，占有宝源山盐泉，拥有泉盐的庸国国力更加强盛，在商朝末年各周边附庸中，最强大的就数庸国。故周国从太王古公亶父起，便着意拉拢庸国，使之成为周国的重要羽翼，事情果然有利于周的方向发展，当武王姬发率八百诸侯伐纣，在牧野誓师时，周的八大与国中，庸国居第一位，也是八百诸侯的第一位，这绝非浪得虚名，而是实力比较的结果。
三 由中原而来的巫□国
关于巫臷国《山海经》有两条记载：《大荒南经》曰：“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巫臷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
《海外南经》曰：“臷国在其东，其为人黄，能操弓射蛇。一曰臷国在三毛东。”作为巫山群巫之一的巫臷显然应在三苗（即三毛）西，而不是三毛东，此衍文有误。
上述《山海经·大荒南经》的记载，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人间乐园的图景，我们从这段记述中看出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巫臷国出现的时间问题。帝舜仍为中原华夏集团首领，其时已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约公元前21世纪；二是巫臷并非当地土著，而是中原华夏族的一支南下巫山地区而建立的，这是很有可能的。据《汉学堂丛书·六韬》曰：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当尧指挥的华夏大军打败有苗，有苗南退以后，尧将自己的儿子丹朱封在这一带，为丹水部落的酋长，丹水流域已是巫山的边缘了。继尧而立的舜让自己的儿子无淫向南一些，进入大巫山地区，其可能性最大了。三是说明他们拥有足以换取各种衣食动用之物的东西，故才能够百谷所聚，不织而衣，不耕而食，也才能不狩不猎而有野味，不渔而有鱼虾、水产，从而出现百兽群处，鸾凤歌舞。这是什么东西？那就是盐，巫臷民拥有盐泉，制成食盐。
人谁不吃盐？广大不产盐的地区的人民，只有拿了自己有而巫臷民又需要的物品来换取食盐，以满足自己生活所必要。
《巫溪县志》（新版）附录所说巫臷“继唐尧巫咸国之后，巫溪、巫山属巫臷国”。包括任乃强先生都持这个观点。我们认为这个论点尚可商榷。占据宝源山盐泉的巫咸国长盛不衰，从上古神农氏到殷商王朝的中期他们都牢牢地掌握着这座宝山，何来唐尧后被巫臷所占据呢！
笔者认为巫臷民所占之盐泉只能是彭水县郁山镇的伏牛山盐泉，所建之巫臷国更符合“左洞庭，右彭蠡”的三苗之西，因洞庭湖之西即湘西，再其西即黔中之地，即进入伏牛山盐泉之盐供应范围。伏牛山盐泉并不偏僻，有多条道路可达，其水路有大江转乌江，有清江转郁江，也有从湘西沅江转支流酉水取陆路进入伏牛山，也有从乌江上游的贵州东北部沿乌江而下至伏牛山。巫臷民过丹水从汉水支流堵河上游官渡河再沿神农溪到长江，过江即清江上流，再转郁江到伏牛山，实是一条比较便捷的路了。
第五节 重庆地区远古人类与周邻地区民族文化的关系
一 东来的古移民与本地民族的结合
考古正式发掘的巫峡以东之西陵峡及两湖地区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有：湖南澧县彭头山八十垱、丁家岗，石门皂市，黔阳高庙，吉首河溪教场，安乡汤家岗等；湖北宜都城背溪、枝城北、孙家岗、粟树窝子、金子山，枝江红岩子山，宜昌路家河、窝棚墩、伍相庙，秭归柳林溪、朝天嘴、东门头、玉种地，巴东楠木园等。在这些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中，出土陶器的显著特点是：主要为夹砂红褐陶，普遍采用泥条盘筑法制作，口沿上多装饰锯齿状花边。器形种类比较单一，能辨认的器形主要有釜、碗、盆、钵、支座等。
若将重庆腹地丰都玉溪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陶器与巫峡东部及两湖地区以彭头山文化遗存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陶器来进行比较，不难看出，无论是陶质陶色，器物形态，还是制作方法、纹样种类以及装饰等，都有着极为相同的特点。而正因为玉溪遗址出土的这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物与巫峡东部湖北宜都城背溪文化遗存的遗物相似，故考古学研究者认为玉溪遗存是属于“城背溪文化的遗存”[62]。由此可见，至少在7000年以前，重庆地区远古时期的人类就与东部地区的远古人类有了密切交往的历史。
就目前重庆、湖北长江沿岸地区考古发现的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的资料而言，瞿塘峡以西主要是以“哨棚嘴文化”下层遗存为代表，而瞿塘峡以东地区主要是以“大溪文化”遗存为代表。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瞿塘峡西部、东部两地各自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发展序列。瞿塘峡以东的大溪文化始终未能在瞿塘峡以西地区发展起来，在瞿塘峡以西地区的一些与东部大溪文化同时代的遗址地层中，大溪文化因素的遗物仅只有零星混入，不见有明显的大溪文化因素的堆积层。这说明新石器时代中期时，瞿塘峡以东和以西两地的原始人类虽有交往，但并不是十分密切。另外，哨棚嘴早期文化（即“哨棚嘴一期文化”）遗存的遗物在瞿塘峡以东地区的大溪文化遗存中也比较少见。
那么，在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这段时间里，瞿塘峡以东和以西两地原始人类间的联系为什么反而不如先前新石器时代早期时那样密切呢？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新石器时代晚期，瞿塘峡以东地区的文化遗存包括两个阶段的文化因素：偏早阶段为屈家岭文化，偏晚阶段为石家河文化。瞿塘峡以西地区的文化遗存则主要是哨棚嘴文化。
尽管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哨棚嘴第二、三期文化为代表的诸遗存文化内涵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土著文化特色，但从遗址堆积层中出土遗物来看，其与瞿塘峡以东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仍存在着较密切的联系。前面提到，在忠县哨棚嘴遗址、中坝遗址，万州中坝子遗址，丰都玉溪、玉溪坪遗址，奉节老关庙遗址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地层中都出土有不少属于瞿塘峡以东地区屈家岭文化遗存的典型器物。由此看来，在屈家岭文化阶段，瞿塘峡以东和以西两地原始人类间的文化交往要比此前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溪文化时期密切些。
历史再演进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偏晚阶段的石家河文化时期，瞿塘峡以东和以西两地的文化交往又较此前屈家岭文化时期更为密切些，此阶段在瞿塘峡以西地区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偏晚阶段）的遗址地层中出土的属于瞿塘以东地区石家河文化的遗物数量明显增多。不仅如此，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无论其形制还是墓葬中的随葬器物等，都表现出了与瞿塘峡以东地区石家河文化墓葬中的出土器物极其相似的特点。
经对上述考古资料的介绍和比较分析，我们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时，瞿塘峡以东和以西两地的原始民族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抑或有更大的可能是，整个重庆、湖北两地的长江流域其本身就是同一个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性质应归属到瞿塘峡以东地区的湖北、湖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分布的范围中去。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瞿塘峡以东的人们还沿着嘉陵江溯西北而上，与中游四川广元地区的原始民族建立起了友好往来。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时，瞿塘峡以西和以东地区人们的联系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似有减弱的趋势），至晚期阶段时，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则已经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面貌基本上大同小异了，由此可将它们归为一个大文化系统[63]。
总的来说，瞿塘峡以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因素不仅对瞿塘峡以西地区的原始文化影响强烈，而且对四川成都平原也产生过较强烈的影响（详见本书本节二）。在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典型的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主要有壶形器、高圈足杯等，制作工艺较高。这些陶器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此外还有钵、罐、长颈壶等，其制作工艺皆比当时重庆地区同时期的陶器精致得多。而其使用与保存，又使我们感到这类陶器当是重庆地区当时土著民族珍视的一种“高档用品”。属于湖北西部地区石家河文化的高圈足豆，有被重庆地区原始民族当做祭品葬入死者墓穴内[64]供死者在阴间继续享用的情景。有意思的是，上述高圈足豆曾被摔坏过，经修复后继续使用并随后随葬。由此可见使用这件高圈足豆的主人对这件陶器的珍爱，同时也说明该器物可能来之不易。
当然，重庆地区发现的这些属于瞿塘峡以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典型器类，肯定有不少是直接由以东地区古移民迁入时携带而来的，但也不排除有些是交换而来的。我们依种种迹象推测，远古时期重庆地区已有不少长江中游地区的远古移民迁入。
二 溯嘉陵江而上向川东北地区迁徙的远古居民
重庆西北是丰饶的成都平原。据目前成都平原考古发现资料，真正属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似还不见披露。所谓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以及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是目前成都平原地区距今年代最早的文化遗存，其年代范围在距今3700-4600年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
但在成都平原北缘嘉陵江中游（北端）的广元地区，考古发掘出的中子铺遗址、张家坪遗址、邓家坪遗址以及涪江上游的绵阳边堆山遗址等，其年代普遍要偏早些，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各阶段。据C14测定年代及对这批遗址堆积层中出土遗物的分析，其距今年代分别是：中子铺细石器遗存距今约6000-7000年，张家坪遗址、中子铺遗址晚期遗存距今约5500-6000年，邓家坪遗址距今约5000-5500年，边堆山遗址距今约4000-4500年[65]。
这几处遗址堆积层中的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将三峡西部丰都玉溪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陶器与嘉陵江中游广元地区中子铺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陶器来进行比较，发现两地的陶器多为夹砂红褐陶，器物的口沿上都流行花边（锯齿纹）装饰。由此可见，当时两地的原始人类在制作陶器时，其选材和配料以及在器物制作的风格上都有着相似的特点。依照上述特征，我们认为，当时三峡西部地区的原始氏族部落与广元的原始氏族部落是有过较为密切的文化交往的。
除广元地区外，在广元地区的东边也发现了一批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居住遗址。198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根据巴中、通江县文管所文物干部提供的线索，对川东巴中月亮岩遗址和通江擂鼓寨遗址进行了调查。在调查擂鼓寨遗址时，又发现了梓潼宫梁、破石缸梁子等遗址。此后，该所又对通江擂鼓寨遗址进行了试掘。调查及试掘的资料情况大致如下：
巴中、通江一带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般都分布在高出周围地面的山坡上，平均海拔高度多在700-800米之间。出土遗物中有大量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在夹砂陶中又多为夹细砂陶，泥质陶多为细泥陶。就烧制陶器的火候而言，上部层位中的陶器火候较高，下部层位中陶器的火候不高。陶色主要有红褐、褐、黑、红、灰等。纹饰主要有划纹、网格孔、镂孔、凸凹旋纹、戳印纹、乳丁纹、附加堆纹、绳纹等，以划纹数量最多，部分划纹极浅。能辨识的器形有罐、尊形器、瓶、盘、杯、碗、器盖等。多为平底器，其次是圈足器和圜底器。制法采用手制加慢轮修整。出土的陶器最典型的特征是在器物的口沿和唇部多流行锯齿状或波状花纹装饰。出土的石器也较丰富，以磨制石器为主，次为打制石器，细石器数量极少。磨制石器有斧、锛、凿、镞、矛、球、盘状器等，打制石器有尖状器、有肩锄、有肩斧等。细石器均为刮削器。
经对发掘和采集到的遗物标本的整理和分析，遗址的发展史基本上可分三段，演变和发展的序列清楚。遗址的年代距今约5000-4000年[66]。文化性质与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同为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但从遗址下部层位中出土的遗物来看，似更接近重庆地区丰都“玉溪坪文化”及忠县“哨棚嘴二期文化”的遗物。
据上述现象分析，我们认为，巴中、通江一带新石器时代（偏早阶段）的原始人类可能是在距今约5000年时由嘉陵江经渠江而上迁徙到这一地区的。此后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居住，前后延续了近千年。由于他们的祖先来源于重庆地区，故与重庆地区的原始人类世世代代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巴中、通江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地层中出土遗物自偏早阶段到偏晚阶段均与重庆地区同时期遗址地层中出土遗物极为相似的特点即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在嘉陵江中、下游以及重庆长江沿岸地区发现有数十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晚各历史阶段的人类居住遗址[67]，这些原始人类遗址的发现透露出远古人类迁徙的信息，为我们推测巴中、通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类来源于重庆地区的认识提供了佐证。
三 西迁到川西地区的远古居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重庆以东的两湖地区陆续发掘出了一批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古城遗址。其中湖南西部澧县的城头山古城，其始建年代已超过6000年，属于大溪文化时期的古城，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史前城址[68]。另外的一些古城，始筑年代大都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其后沿用到石家河文化时期（距今年代约为6000-4000年）。在古城面积方面，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面积共有120万平方米，居全国史前古城占地面积之首。
重庆西边的成都平原，近年来也陆续发掘出一批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主要有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市芒城、温江鱼袅城、崇州双河古城、郫县古城等。以宝墩古城面积最大，共60万平方米。成都平原史前古城的年代，大致上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时期，距今年代约4500-3700年[69]。
考古发现的两湖地区与成都平原的一些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其建筑特点基本上相同，只是从时代上来讲，两湖地区的古城普遍要偏早些。那么，成都平原史前的原始部落在筑城方面是否受到过两湖地区先民们建筑城垣的影响呢？抑或，在这长达1000余年时间里，两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曾长时期地、不间断地溯长江经重庆而上与川西交流和向川西地区移民。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前面述及，考古人员已在重庆西部地区长江沿岸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地层中发掘出了大量属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遗物，这表明当时瞿塘峡以东及两湖地区相对先进的文化已对重庆西部地区的原始民族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遗存中出土的一些灰白陶、黑皮陶、圈足镂孔器等，其陶质陶色及制作特点等则是湖北西部及重庆地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风格。此外，成都平原及其周邻地区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地层中出土的陶器（釜、罐之类）口沿上亦常用花边装饰，这种被考古研究者称为“花边口沿器”的装饰风格在湖北西部及重庆地区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中，在大溪文化偏早阶段的遗存中也有发现，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夏商时期，此类装饰风格在瞿塘峡以东地区已呈减少趋势，但在瞿塘峡以西的重庆、成都平原却极为流行，往后甚至到战国时代，这种用花边装饰陶器口沿的风格仍十分流行。
因此我们认为，重庆地区及成都平原自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遗存中的这种“花边口沿”工艺应渊源于三峡巫峡以东地区及两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在重庆及成都平原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黑皮陶，其陶质陶色为巫峡以东及两湖地区一些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中所常见。因此，重庆及成都平原地区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这种黑皮陶同样也应该来于巫峡以东地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故的徐中舒先生曾在他的专著《论巴蜀文化》一书中指出：“从黑陶遗物陶鬶、陶盉出土地址的分布，可以清楚地看出古代四川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其主要道路应是沿江西上的。如忠县的黑皮陶与湖北宜昌、京山、天门等处出土的黑皮陶，在地域上就是紧密联系的。”[70]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重庆地区仅只在忠县一带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成都平原地区同样也只有零星发现。而现在，在重庆及成都平原地区，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多达近百处。由此证明，徐中舒先生的以上看法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对成都平原古城遗址资料（包括一些出土遗物资料）进行了综合研究后指出：“宝墩等古城的城垣筑法、陶器遗存中的灰白陶以及圈足上的镂孔风格，并结合古史传说，推测宝墩文化是因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的进入而突然兴起的。”[71]
近几年来，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遗物在重庆地区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数量越来越多，而成都平原的新石器原始文化又都与重庆新石器原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湖北西部及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对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的影响是较强烈的。成都平原的一些新石器时代古城的兴起，当与重庆地区乃至两湖地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进入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成都平原蜀文明建设之所以能迅速地向前发展，这应与周邻文化尤其是东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注入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