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然生态环境与资源条件
在秦汉以前，人们认为环境优越的山区，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资源出产地。《史记》云：“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虞”，古代掌山泽苑囿之官）[19]山泽资源，古人认为是人类财富的宝库。《左传·成公六年》所谓“夫山泽林盬，国之宝也”。重庆地区，虽然是以大山、大河为主要地表形态的地方，但正是这样一个江河、川岭纵横的大山区，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生态条件和丰富矿产资源等，在我国古代经济生产方式较落后的历史时期，该地区实际却是人类生活资源丰足的宝地。
一 农业与农特产品
1.宜于农耕的河谷台地
重庆是多山的地区，但随着山脉隆升和长江流域河道的发育，在长江及其支流河道生成有土壤肥沃的阶地。从长江干流河床向山坡延伸，逐次保存有第四纪早期以来发育的7级阶地。这些7级阶地从河谷向山坡分布，高度达大部分山脉的山腰以上。阶地表面平坦，适宜人类居住和耕作。其中第4至第7阶地地层为红土或网纹红土，是早、中更新世时期间冰期温暖气候的河流沉积物。第1至第3阶地，是晚更新世以来的河流沉积物，主要为棕黄色亚黏土。各层阶地堆积物里，均包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颗粒和有机质，渗水排水性能较好，所以非常适合人类开发利用。[20]从旧石器时代以来，重庆地区人类居住遗址，大部分分布在这些适宜居住、有利开发利用、具有较大活动空间的各级阶地上。[21]古代文献中，关于早期人们对重庆这种山地阶地地貌的利用和开发曾描写得淋漓尽致。如《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述重庆地区流传的古诗：“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河岸边的平地，种植的庄稼多是黍。美酒与谷物呵，用来奉养老父亲。荒山里的高地，种植的庄稼多是稷。美酒与谷物呵，用来奉养老母亲”）。后代诗文中所谓“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刘梦得文集·卷九》）。“山上层层”的境况，实际也是对人们居住在沿山梯级分布的古河流阶地的描写。迄至近现代，重庆地区的人们在居址选择方面，也是大部分利用河流阶地的条件。如民国《云阳县志·士女》记湖南邵阳人李氏，康熙年间徙县北黄村河边，“买荒地，招佃垦殖。积数十年，自盐渠至路阳，延袤数十里，沃壤相属，遂为县北著族”。历史时期，重庆地区水稻种植也基本是选择河流阶地。如从汉至于唐、宋，三峡沿岸古文化遗址和农业耕作遗迹等，主要分布于江、河两岸台地上。[22]
重庆山区分布较广泛的河流阶地，不仅在现代河谷两岸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山腰上也有分布。这种梯级分布的阶地地貌，为人类的长期居住和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回旋空间。
2.农特产品
旱地农作物：旱地农作物是重庆地区分布面积最广、开发最早的农业资源。如考古工作者在丰都县玉溪遗址、忠县哨棚嘴遗址、巫山县魏家梁子遗址、合川县沙梁子遗址等，均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大量的石斧、石铲、石锄、石耜等旱作农业工具。[23]新石器时代，重庆旱作物可能主要是黍（Panicum miliaceum L.）和粟（Setaria italica L.）。[24]秦汉以后，重庆地区的旱地农作物，种植区域已经不仅在河谷两岸，而是较广泛地垦殖至丘陵缓坡地区。唐宋以后，重庆地区旱地农作物已经开发至海拔较高的山区。从古代文献对三峡地区农业生产记载的综合情况观察，唐代时期重庆地区的高山大岭上，已经被人们广泛开发、畲耕[25]。宋代范成大诗作“百衲畲山青间红，粟茎成穗豆成丛。东屯平田粳米软，不到贫人饭甑中”，向人们揭示宋代重庆地区农业经济生产，已经在根据自然条件开展多种经营的情况（旱作粟、豆，水作粳米等）。重庆地区秦汉以后旱地农作物，主要有麦（Triticum aestivum L.）、粟（Setaria italica L.）、豆（Glycine max L.）三种。范成大“斫畲大山巅”《劳畬耕》诗序中，明确记述重庆山区畬耕山民终生依赖麦、粟、豆三种粮食度日。[26]此外，宋以后在重庆土壤贫瘠的山地，还种植有面积较大的燕麦（Avena sativa L.）。史料记载：“三峡两岸土石不分之处，皆种燕麦。春夏之交，黄遍山谷。”[27]明清以后，随着美洲适宜山区生长的农作物玉米（Zea mays L.）、土豆（Solanum tuberosum L.）、红薯（Ipomoea batatas L.）等农作物的传入，重庆山区得到更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开发。如光绪《奉节县志·土产》：“包谷、洋芋、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渐产此物，然犹有高低土宜之异。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此矣。”清代中晚期以后，玉米已普遍成为重庆山地旱作的“正粮”（光绪《大宁县志·风俗》）。
水田农作物：水田农作物种植的基础是需要开辟水田，并应有一定的水利设施。考古资料发现，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重庆古文化遗址中有少量水稻（Oryza sativa ssp.japonica）种植。[28]先秦时期，巴人曾经在巫山大宁河河边修建过拦河引水的水利设施。[29]与此相关的是，在万县中坝子等遗址中，还发现保存有犁沟、人脚印、水牛脚印和水稻根迹的商、周时期水田遗迹。[30]两汉之际，夔州白帝城附近的东瀼溪水滨垦种水稻“延袤可得百数顷”。[31]《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江州县（今重庆）汉代“有稻田，出御米”。唐代以前，重庆三峡地区发展水稻生产，已经开发使用有一定规模的机械水利设施。如刘禹锡谪居夔州时，曾经亲历过在巫山开发使用“机汲”的水利机械。曾撰文记载“机汲”当时这种先进的方法，是以竹筒、辘轳装配滑车，将江水调升到高岸，然后“刳蟠木以承澍，贯修筠以达脉，走下潺潺，声寒空中。通洞环折，唯用所在”。并且称赞该设施的实际效能是“智尽于一端”。[32]唐代，重庆地区的水稻面积已经很大，杜甫诗作中用“烟霞栖野日，粳稻熟天风”反映稻米成熟时的景象。[33]杜甫诗作《夔州歌十绝》中有“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34]唐代时，重庆地区水稻种植已经实行较先进的移栽插秧和补种等技术。如杜甫《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等诗作记述了三峡移栽、补种水稻生产的情况（《杜工部集》卷6）。唐、宋时期，质量较好的粳稻，是重庆地区水稻的主要品种。[35]《方舆胜览》中还记述，奉节东瀼溪水畔的东屯稻田所产稻米品质优良，质量为全蜀第一。[36]明、清以后，重庆各地都对山区进行开发种植水稻（正德《夔州府志·土产》）。重庆西部的“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合州（今重庆合川县）等处无平田，农人于山陇起伏间为防，储雨水，用植梗、糯稻，谓之噌田”；重庆中、东部地区长江从中间穿过，低山与谷地平行相间排列，故“川东一带率皆田高河低，不便引水作堰”。[37]但在历史时期上，重庆地区的人们努力克服地形困难，发展塘堰和水车灌溉，也进行了较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如在巴县（今重庆主城），清代雍正元年兴建有宋家沟南、北堰，灌田约万石。[38]乾隆时期，巴县的水利设施被称为“巴之堰，指不胜屈，巨者一百八十二个，旧塘五百八十七个，新塘一千七百一十九”。[39]在重庆西部的永川县，乾隆初年以前，筑堰三百余，塘数百处；乾隆以后，“堰倍于前，塘数十倍于前，合计堰七百余，塘二千八百余处，水利从此大兴”。[40]在涪州（今涪陵县），清嘉庆年间“筑橘子董大堰，灌田数千亩；道光初又筑散水坝、马滩河堰，”均取得巨大效益（同治《涪州志·卷一》）。
农特产品：农特产品在重庆地区历史时期上，一直是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源。在重庆地区广袤山林中，野生果实、野菜和植物根茎等，都是人们重要的采食对象。重庆地区以中亚热带为主的气候特征，以及丰茂的山地植被资源，使该地区一年内很长时间都有野生的采集植物资源。如在可食用的野菜和菌类品种中，有马齿苋（Portolaca oleracea L.）、野韭菜（Alliumjaponicurn Regel.）、香菇（Lentinus edodes sing.）、猴头（Hericium erinaceus Pers.）、木耳（Auricularia L.）、黄花菜（Hemerocallis citrina Baroni）、竹笋（Phyllostachys pubescen Mazel.）等。可食用的植物根茎有蕨根和葛根等。在果实成熟的季节，采集各种野生果实，是比种植粮食和猎取野兽等都更为便捷的食物来源。
历史资料上，重庆地区人们采集野生生活资料的记载很多。如嘉靖《归州全志·风俗》中，记述三峡地区岁荒民贫时，人们“蕨以疗饥，葛以饷客”。蕨菜（Pteridumaquilinumvar.latiusculum.），又叫作龙头菜、如意菜等。属于凤尾蕨科，喜生于浅山区向阳地块，多分布于稀疏针阔混交林。富含蛋白质、脂肪、糖类、有机酸和多种维生素。葛（Pueraria lobata Ohwi），根可提制淀粉，又供药用具有升阳解肌、透疹止泻、除烦止渴之功能，可用于伤寒、温热头痛、烦热消渴、泄泻、痢疾、癍诊不透、高血压、心绞痛、耳聋等症的治疗。清代以来，重庆地区人口增多后，人们也一直保持有“掘薇、蕨为菜，屑葛根以资食”的习俗。[41]
重庆地区历史上人们种植、培育的农特产品，比较著名的有蔓菁、花椒、魔芋等。杜甫曾用“冬菁饭之半”的诗句，来形容蔓菁在重庆山区饭食构成中的重要地位（《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42]明人杨慎《竹枝词九首》中，记述重庆山区“最高峰顶有人家，冬种蔓菁春采茶”。蔓菁，又名芜菁、葑、结头菜、芣蓝、芥蓝等。因形似盘状，南方人也称盘菜，维吾尔语为“恰玛古”。蔓菁可供人们常年食用，并且苗、茎、根、籽均有所用。明代王象晋等人所撰《广群芳谱》中说：“人久食蔬，无谷气即有菜色，食蔓菁者独否。四时皆有，四时可食。春食苗；初夏食心，亦谓之台；秋食茎；秋冬食根。数口之家，能莳百本，亦可终岁足蔬。籽可打油，燃灯甚明。每亩根叶可得五十石，每三石可当米一石，是一亩可得米十五、六石，则三人卒岁之需也。”[43]可见，重庆地区古代开发的特色农产品蔓菁，在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有重要作用。
花椒是中国特有的香料，位列中国调料“十三香”之首。同时，花椒也是重庆地区的特产。花椒是在重庆地区最早种植、培育为园林作物后，才逐渐传播到国内其他地区的。花椒与胡椒不同，花椒为芸香科花椒属（Fagara zanthoxyloides），一般在立秋前后成熟。早期历史上，重庆、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山西、云南等省广泛种植。根据史料记载和植物生态进行综合研究，可以确定花椒的主要原产地是今重庆地区。而胡椒（Piper nigrum L.）则是原产于印度热带雨林，明清以后才逐渐流传到东南亚一带。花椒树耐干旱瘠薄，特别适宜于在梯田地边、隙地荒地、果园四周等栽植，先秦时期重庆山区已有较多种植。[44]《楚辞·离骚》中记载三峡地区巫师招待神灵时即使用花椒：“怀椒糈而要之。”重庆山区气候多雾潮湿，但花椒具有御湿强身的功效。所以在汉代时，重庆地区的人们认为“椒姜御湿，菖蒲益聪”（《孝经纬·授神契》），并且汉代时花椒已得到重庆人民的广泛种植。[45]左思《蜀都赋》中记述今重庆地区的物产“外负铜梁于宕渠，内函要害于膏腴。其中则有巴菽巴戟，灵寿桃枝”。其中“巴菽”即为花椒。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记载：“椒树……蜀人用以作茶。”[46]杜甫在夔州生活时，在私家树园中曾种植有花椒树（《寒雨朝行视园树》）。[47]北宋时，花椒已成为三峡地区重要的外销特产。[48]奉节保存的夔州宋淳熙年刻记的《泮宫达泉铭》中，即铭记“夔拥山椒”。[49]花椒在明代曾被列为重庆重要外销土产，当时奉节、大宁、巫山、云阳等县都有较多花椒外销。[50]其中正德年间，仅重庆夔州府即征收花椒赋税约2000斤，云阳一个县征花椒赋税350斤。[51]
蜂蜜也是重庆地区农户的重要副业生产。所谓“蜜房郁毓被其阜”（《蜀都赋》）。明清以来，重庆地区的蜂蜜生产有较大规模。史料记载，明代重庆地区对家蜂蜂蜜与野蜂蜂蜜是采取分别收集、保存和进行交易的。其中家蜂蜂蜜，是明代时三峡出产蜂蜜的主体部分。当时家蜂蜂蜜从颜色上还区分为白、黄两种，白者为上，黄者次之；而野蜂蜂蜜则是“野蜂聚山岩下所酿”的品质较差的“岩蜜”。[52]因此，重庆地区的蜂蜜生产，在历史上也具有较大影响，是当地有多个经营品种的特色农副产品。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重庆地区“园有芳蒻”。“芳蒻”为魔芋（Anorphophalluskonjac K.）。魔芋属多年生天南星科草本植物，是目前发现的唯一能大量提供葡甘露聚糖的经济作物，在食品和医药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魔芋药用功效方面具有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排毒、减肥、美容、保健、通便润肠胃等多种疗效。重庆地区在先秦以后，一直把魔芋种植作为特色农副产品。此外，至迟从清代中期起，重庆地区农副产品中，还有较大规模的木耳和香菇人工培植生产。重庆东部巫山山区和大巴山区，有专门的香菇、木耳种植专业户，专门辟有木耳厂和香菇厂。[53]香菇、木耳的专业生产，在明清时期已不再是单纯依赖采摘野生菌类的低效生产。
二 渔猎资源
1.莽莽山林——天赐的狩猎场
重庆地区具有广袤、茂盛的山林资源，同时，也拥有野生脊椎动物生境多样性和野生脊椎动物高级分类阶元丰富性。多种动物生境和丰富的动物种类，为重庆地区古居民提供了优越的狩猎经济资源。《国语·楚语》记“巴浦之犀、兕、象，其可尽乎？”犀（犀牛）、兕（野牛）、象（亚洲象），均是大型森林动物。它们对森林植被的要求条件较高，并且还要求自然环境具有较好的原始性（人类行为干扰较小）。文献记载这些动物先秦时在重庆地区几乎取之不尽，足见先秦以前，本地区是莽莽山林，养育有无尽的动物资源，是天赐的狩猎场。直至秦汉，这种优裕的山林和动物资源依然没有改变。《汉书·地理志》记：“巴蜀广汉，有山林竹木之饶。”整个先秦、秦汉时期，在山区农业经济尚不发达时，重庆人们的饮食生活，长期存在以采集狩猎物代饭的现象。[54]《蜀中广记·卷十九》中，记述重庆山区人民“暖时捕猎山林，寒则散处岩穴”。它是对秦汉以后重庆居民生活状况的描写，也反映该地区人民在历史时期长期依赖莽莽山林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源。
虎是森林之王，虎的生存必须面积较大、生态稳定的森林植被，以及种类和数量较丰富的自然动物群为基础（一只虎需要约30平方公里的森林资源供养）。因此，虎在动物考古研究中，被作为生态好坏和动物群丰富程度的指示性动物。虎在重庆历史上，从早更新世的龙骨坡遗址，到中更新世的兴隆洞遗址、晚更新世的铜梁人遗址，以及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古文化遗址中一直延续伴随重庆古居民生存。[55]古代文献，关于重庆之虎也不绝于书。先秦时期，重庆地区的巴族白虎部，长期与虎处在同一个自然环境里，并且以白虎为图腾。[56]《华阳国志·巴志》记秦昭襄王时，重庆等地“群虎为患”。道光《重庆府志·祥异附》记明万历年；清顺治、康熙、乾隆年，都曾发生虎进入城镇的事件。20世纪50年代，仅重庆涪陵一个地方每年约收购虎皮10张；到六七十年代，在涪陵、巫溪、丰都、武隆等地每年还都收购虎皮。近年，虽然在重庆地区已没有发现虎，但猪獾、食蟹獴、果子狸、豺、大灵猫、小灵猫、豹猫、豹、林麝、小麂、毛冠鹿、鬣羚、狍子、赤腹松鼠、红白鼯鼠、复齿鼯鼠、豪猪等森林动物却常见。[57]
重庆地区多山林、江河，动物资源丰富。考古发现证实，重庆不仅是我国东洋界动物区系野生动物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而且还是我国北方古北界动物区系南下避寒的重要通道。因此，重庆保存有我国南方最丰富的哺乳动物群落，而且也是南方唯一存在有古北界动物群群体性长期生存的地方。[58]在新石器时代，重庆地区的古居民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来源。当时人们狩猎的主要对象有猕猴（Macaca mulatta mulatta）、叶猴（Trachypithecus）、金丝猴（Rhinopithecus bieti）、猪獾（Arctonyx collaris）、熊（Ursus thibetanus）、虎（Panthera tigris amoyensis）、犀牛（Rhionceros）、野猪（Sus scrofa）、白唇鹿（Cervus albirostris）、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水鹿（Cervus unicolor）、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獐（Hydropotes inermis）、麂（Muntiacus muntjak）等森林动物。[59]重庆地区先民对渔猎资源的开发，在很多方面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渔猎生产方式。如重庆地区的鱼凫巴人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鸬鹚渔业生产方式，[60]重庆地区秦汉时期的渔民，也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驯獭捕鱼的渔业生产方式。[61]重庆古居民创造出鸬鹚渔业后，秦汉以后被逐渐传播到中国南、北广大地区（华北平原、两广地区等），并且还向海外传播至东南亚等地区。[62]而水獭渔业，在重庆地区创造后，在晚期历史上也一直延续保持有这种特殊生产方式。《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汉晋时期的巴人“獭祭彼崖”，即为汉晋巴人保持有用家畜水獭祭祀祖先的风俗。唐代刘禹锡记述重庆峡江渔者能够悠闲的“有獭得嘉鱼”（《有獭吟》）。[63]至近现代时期，重庆地区的人民（城口县），还创造性地驯养野生鬣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作为役用家畜。[64]
2.丰富的鱼类资源
我国是世界上淡水鱼种类和数量最丰富的国家，长江是我国淡水鱼产量最丰富的地区，长江三峡是长江干流最大的鱼类产卵场。
重庆地区扼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交接地，在长江流域成为横贯我国东西部的大流域后，重庆及三峡地区以峡谷地貌为主，区域内气候温暖，水域落差大、水速急，河床为底砾质、水质清澈，水体含氧量高，因此，重庆及三峡地区成为长江流域海河生殖洄游鱼类、江河生殖洄游鱼类和河道生殖洄游鱼类的集中产卵场。海河生殖洄游鱼类生长期活动于海水，亲鱼繁殖期从长江口溯流而上至长江上游产卵。如鲥鱼（Tenualosa reevesii）、鳗鲡（Anguilla japonica）、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达氏鲟（Acipenser dabryanus）、白鲟（Psephurus gladius）等。江河生殖洄游鱼类包括青（Mylopharyngodon piceus）、草（Ctenopharyngodon idellus）、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鳙（Aristichthys nobilis）、鱤（Elopichthys bambusa）、（Leuciobrama macrocephalus）、鳊（Parabramis pekinensis）等鱼类，这些鱼生活期主要在长江中、下游与江流相通的大型湖泊，生殖期则群集于重庆及三峡地区产卵，鱼卵顺水漂流孵化成鱼后进入湖泊里生长，产卵期溯流至重庆及三峡江段。河道生殖洄游鱼类是一些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干流的鱼类，因产卵期至而必须溯流至重庆地区的鱼类，如铜鱼（Coreius heterodon）、圆口铜鱼（Coreius guichenoti）、胭脂鱼（Myxocyprinus asiaticus）等。[65]历史时期上，长江三峡及重庆江段，保存有发达的渔业经济。沿江古文化遗址中，均有大量渔业遗存。古居民在先秦时期已使用了拖曳网、流刺网、投网、拦网和钓具等多种渔业技术。重庆地区江河地区渔业经济发达的基本原因，即因为该地区是我国和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产卵场，人们每年利用鱼类产卵洄游的习性，在水域中可以轻易获取大量鱼类。随着人们对鱼类习性的深入认识和捕鱼技术的进步，该地区先秦时期还存在过由半农半渔猎经济转化为单纯渔业经济的考古学文化现象。[66]
重庆地方特色鱼种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多，是当地重要的资源动物之一。重庆有较多鱼类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如华缨鱼（Sinocrossocheilus guizhouensis）和灰裂腹鱼（Schizothorax griseus），只分布在乌江下游，细纹颌须鮈（Gnathopogon taeniellus），只生活在涪江下游和嘉陵江中游，黄岩丁（Hemibagrus amemiyae）只生活在嘉陵江下游，等等。经考古发现，重庆出土有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鱼种，被古居民作为食物资源长期利用。如中华倒刺鲃（Berbodes sinensis）、鲈鲤（Percocypris pingi）、岩原鲤（Procypuis rabaudi）等[67]。此外，有些鱼类虽然目前还没有从考古发现上证实人类对它们长期捕捞，但从资源分布和渔业民俗上，可以肯定它们属于重庆地区重要的特色鱼种。如中华鲟、白鲟、胭脂鱼，这三种鱼属于大型海河生殖洄游鱼类，洄游时在重庆及其上游的金沙江流域均有，但它们在重庆的分布范围最广，重庆除了长江干流中有这三种鱼外，在嘉陵江、乌江、渠江的下游也有分布。而且，重庆地区渔业生产中，也一直延续有捕获这三种大型鱼类的习俗。如重庆渔谚云“千斤腊子万斤象，黄牌大的不象样”，“腊子”即为中华鲟，“象鱼”即为白鲟。“黄牌”为胭脂鱼，其成体达一米多长。重庆渔谚中还有“仔鸡嫩鹅，不如肥沱”。“肥沱”即为长吻鮠，该鱼在第三纪起即生活在重庆长江干流的洄水急潭，体型较大，肥嫩多脂，全体只有一条脊骨别无细刺，是滋补佳肴。因此，像“腊子”、“象鱼”、“黄牌”、“肥沱”这些在重庆有长期捕捞的特色渔业种类，均为重庆重要的特色渔业资源。另外还有一些长江上游鱼类，它们在其他江水流段也有，但在重庆地区是相对较多的鱼种，它们也是重庆的特色渔业资源。如棒花鱼（Abbottina riurlaris）（俗名麻花鱼），可视为重庆的特产鱼种之一。
三 药材与林木资源
重庆库区东为巫山山脉，西临四川盆地，南有大娄山山脉和武陵山山脉，北为秦岭大巴山山脉，地势东高西低，境内最高峰为巫溪“阴条岭”海拔2797米。在气候上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水热条件优越，区域内生境差异显著，立体气候特点明显。由于该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优越的气候条件，使野生药物具有种类繁多、区系成分复杂、珍稀特有种丰富、生态类型多样的特点，自古是我国药材主要产地之一。现重庆地区药用植物共计278科1377属4521种（分别由已知能入药的地衣、苔藓、蕨类、裸子和被子五大类植物组成。其中地衣植物7科8属15种；苔藓植物42科70属99种；蕨类植物45科109属397种；裸子植物9科29属53种；被子植物175科1161属3957种）。[68]先秦时期，重庆地区的药物采集和利用，曾经一度在全国形成巨大影响，甚至产生灵巫集体在巫山采药通天地的神话。秦汉以后，重庆地区一直重视药物采集和利用，并且开始了我国最早的药物种植。据研究，重庆地区药材资源，早在汉代时就已经对有些特殊种类进行加工和外销。如汉代重庆地区民间生产的五加皮药材酒即深得世人赞许。[69]秦汉时，重庆地区大规模种植的药材还有栀子（Gardenia jasminoidesEllis）。《史记·货殖列传》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其中“卮”就是栀子，为双子叶植物药茜草科山栀的果实。具有泻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止血，消肿解毒功效。主治热病心烦不眠，肝火头痛目赤，胃热消渴，湿热黄疸、淋症，吐血衄血，血痢尿血，疮疡肿毒，外伤肿痛等。《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当时如果种植“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说明重庆地区，在早期历史阶段，由于药材资源丰富、人们善于对药材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秦汉时期较大规模地人工药材种植，已经对当地的经济生产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唐宋时期，重庆被列为贡物的当地特产有五加皮、杜若、鬼臼、黄檗、葶苈子、巴戟、药子、白胶香等。[70]陆游《杜门》“笕水晨浇药”的诗句，仍然反映了唐代重庆山区对药材的人工培植情况。[71]北宋时期，三峡地区有按季节定期开设大规模药市的交易活动，“每春，州县聚游人货药”[72]。明代，比较著名并被《大明一统志》列为重庆特产的药材有：木药子、麝香、枫香、黄连、厚朴、栀子、贝母、覆盆、杜若、鬼臼等。[73]清代，史料中反映重庆地区的著名药材有党参、黄连、杜仲、牛膝、当归、车前、厚朴、升麻等。[74]清代重庆地区的人工药材种植，还吸引了很多外地人来此投资经营。以能够远销外地的面积最大。其种植形式是由外来商人出资栽种，租佃给当地的“棚户”进行管理。当时在巫山、大巴山山区里，常常可见有动辄连绵数十里的厚朴、黄连种植园。[75]此外，重庆东部、中部丘陵地区，在清代对杜仲、罂粟等药物也有较大规模的种植生产。[76]
历史上，重庆的药材资源除供本地使用外，还常常使用船只进行较大规模的外销贸易。如清代的《三省边防备览·夔行记程》中说，重庆城口县“大竹河商贾聚集，为太平镇通水程之所。自东而西可行船，山内所产药材、茶叶由此顺流而下至紫阳（陕西）任河口，计程三百六十里；合汉江，直达襄樊”。反映出重庆药材销售至陕西汉中和湖北江汉平原等地的交易情况。
竹木和林业特产品丰富，是重庆地区的资源特色。重庆用材林树木种类很多，其中较为名贵的有樟、楠、檀、黄杨、桐、乌桕、漆、樟、青棡等。从先秦至唐宋，重庆地区的森林植被都保存有较好的原始状态。因此，从秦汉延续至唐宋，重庆常常作为朝廷宫殿修建采办皇木的场所。[77]重庆地区的木材，除供本地人民作为建筑和生产工具制造原材料外，也被开发为梁柱、板材、薪炭、纸张等商品外输到国内其他地区。清代中期，湖广等外来移民初入峡区山地时，除种地之外，他们也兼事采伐竹木，加工为可以外输的贸易商品。如这些移民设有“木厂”组织采伐，每一木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移民除对树木加工为木料外输外，还兴起有其他林木加工业。较为突出的如剥取胡梩树皮浆制渔网、用岩棕制作车轴，以及采制桐油、采漆、造纸、贩笋、采蜡、制作葛布、外包装加工等。
四 盐丹资源
1.得天独厚的盐业资源
重庆三峡地区，在2亿年前三叠纪时期曾经是内陆海盆，当时这里的气候炎热、降水稀少，形成了大面积的岩盐沉积。其后，在侏罗纪、白垩纪时期，该地区仍然是炎热、干旱气候。使该地区的内陆咸湖进一步增加盐类物质沉积。第三纪以后，该地区完全成为内陆地表，但褶皱构造和断层构造发育，使盐层在地表水作用下处于岩盐溶滤状态，部分盐层断面还直接出露地表。重庆三峡地区保存有盐层构造的地层达3700平方公里，并且盐层埋藏浅。该地区的盐矿资源以两种形式存在，并且都非常有利于人类利用。一种是经地表水对盐层溶滤后以泉水、溪水等卤水形式出现于地表（如丰都、万县均有盐井沟；巫山、巫溪的大宁河古名盐水，等等），另一种是以自然盐石形式直接出现在地表面，如《水经注·江水》记载眗忍县（今重庆市云阳县）“入汤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盐成”[78]。前一种盐业资源可以供本地人很方便地直接使用卤水加工食物，也可以供人们利用卤水煮盐传播到周围地区。后一种盐业资源也可以供人很便利地加工为固体盐。
盐业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存在的必须基础，但盐业资源并不是在国内大部分地区存在的，相反，盐业资源只存在于中国少数几个地区。据目前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我国古代对食盐进行开发利用的主要有重庆三峡地区、成都平原地区（浦江、自贡）、山东沿海莱州湾地区、山西运城地区、云南滇池等地。在上述几个盐业资源开发地点中，从文献记载、考古研究及连续开发程度等方面考察，以重庆三峡地区历史影响较大。例如成都平原地区的盐业资源也很丰富，但该地区的盐业开发晚至唐宋时期才真正影响到周围地区[79]。莱州湾地区海盐资源是我国在东周时期已有较大影响，《史记·齐世家》记太公至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但从考古研究方面，莱州湾地区尚缺乏较有力的实物证据。目前该地区的发现主要是一些先秦时期的盔形器，从质地和用途上推测可能为制盐工具。但这些器物的数量规模较小，延续时期也比较短[80]。云南滇池地区的盐业生产主要发现在今安宁市、晋宁县一带，但滇盐的生产历史较晚（汉以后），生产技术较为落后。“其盐出处甚多，煎者甚少”，所以清代仍然是“滇省岁需粤盐，请铜、盐互易”[81]。综合比较起来，重庆三峡地区的盐业资源具有分布面积广大、蕴藏量丰富、容易为人类开发利用的特点。因此，重庆三峡地区盐业资源开发时代早，并对周边地区形成很大的资源供给。重庆三峡地区的盐业资源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盐业资源。这就对重庆古代的人口流动创造了重要的资源条件。
2.发达的盐业生产和商贸经济
重庆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证实，重庆地区制盐业萌发于新石器时代，夏商时期已有较大发展，西周至汉代为鼎盛期，唐宋时期生产规模很大，至近现代（20世纪70-80年代）还保持有较大规模的生产[82]。重庆三峡地区的盐业生产，从史前至先秦，一直以尖底杯、花边圜底罐等器型为主要生产工具。秦汉以后，在铁工具使用逐渐普及时，渐次以铁盆、铁锅等工具取代。重庆地区为人类开发利用时期较长的盐业资源，密集分布在巫溪、巫山、奉节、忠县、万县、云阳、丰都、城口、彭水、涪陵等10余个区县。重庆地区的盐泉资源开发，最主要地点有从山麓悬崖涌出以飞瀑出现的巫溪县宁厂镇宝源山盐泉、彭水县郁山镇伏牛山盐泉，以及从地面渍坝或淡水河底涌出与淡水混合的涪陵、忠县、云阳、奉节等地盐泉（奉节南岸盐碛坝、云阳西北万军坝、开县东北温汤井、万县东南长汤井、忠县泔溪和涂溪二井、长宁县的安宁盐井等）。各种形式的盐泉，均得到人们的有效开发利用。以忠县的渍坝、河底涌出与淡水混合的盐泉开发为例，该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先秦时期发现有盐业生产的遗址有中坝遗址、瓦渣地、哨棚嘴、罗家桥遗址、杜家院子遗址、崖脚遗址等多处。秦汉以后，重庆地区保留下来的盐泉开发遗址众多。初步考察，三峡发现秦汉以后的古盐井有46处（忠县11、云阳2、奉节2、巫溪1、巫山2、彭水13、万县9处、开县6处），另外还有多处盐泉、盐溪开发地点等[83]。所以，考古工作的实证上已可以肯定，重庆三峡地区盐业资源不仅开发历史悠久，而且生产规模也很大。
重庆三峡地区的盐业资源，在史前时期得到人们逐渐认识和开发后，至少在先秦时期可能已经有较大规模的向外输出。《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灶）。”学者考证，“咸鸟”是为巴人装载盐船像鸟一样在大江上快速行进；“釐”是治理的意思，“乘釐”是为管理乘载运盐的事务；后照（灶）是管理煮盐的首领[84]。乾隆《巫山县志·风俗》记，“盐务畅行山陕，富商俱在巫邑就埠售盐，财源不竭。以致各行贸易繁兴，邑无游民”。三峡盐业生产与贸易，在历代诗词中有很多描写。杜甫云安县（今云阳）《十二月一日三首》写道：“寒轻市上山烟碧，日满楼前江雾黄。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85]宋代范成大《夔州竹枝词》中，也有反映三峡盐业贸易的诗句：“滟灏如襆瞿塘深，鱼复阵图江水心。大昌盐船出巫峡，十日溯流无信音。”[86]杨慎《竹枝词九首》中说到盐运的：“上峡舟航风浪多，送郎行去为郎歌。白盐红锦多多载，危石高滩稳稳过。”[87]三峡盐业贸易中，史料记载还有很多女性充当了重要角色。如杜甫《负薪行》“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中自注云：“峡民男为商，女当门户。坐肆于市廛、担负于道路者，皆是妇人也。夔有盐井，妇人当门户，或负薪贩盐以自给。”[88]明代人王廷承《竹枝词十二首》写道：“白盐生井火烧畬，女子行商男在家。橦布红衫来换米，满头都插杜鹃花。”[89]三峡盐业贸易中，除了用普通的背负、挑担等方法外输外，还有使用栈道进行管枧引卤。而更大规模的远距离外运，则是使用船运。
盐业在对重庆三峡地区政治经济结构方面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其他行业的促兴，以及对地方市邑和政府部门的建设方面。后者的影响，甚至一度还导致了三峡地区地方行政机构的重要变革。《后汉书·百官志》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全国盐官有35处，其中属于重庆地区的有巴郡朐忍（奉节）、云阳、巫县、临江县（忠县）等。经考证，重庆朐忍和巫县是西汉最早设立盐官之县[90]。汉以后，历代也在三峡地区延设盐官。如《新唐书·地理志》记“南浦（今万县）有涂、泔监盐官”等。中国历史上，盐业税收从先秦开始一直是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在唐与两宋王朝时期，盐业税收甚至超过了田赋；明清时期盐业税是仅仅次于田赋[91]。三峡地区的盐业税，无疑在历史上是重庆地区历代的重要经济支柱。如明代人云，“大宁盐者，夔路财货之所出也”。[92]清代，是三峡盐业规模逐渐缩小的阶段，但从该时期云阳县的销盐情况看，可以肯定盐业依然是三峡巨大的经济支柱。民国《云阳县志》载：“咸丰初，川盐济楚，灶困略伸，每年产销二十余万（包）。”
两汉时期，重庆地区的城市和行政设置曾经是围绕盐、铁业的生产而形成。如江州（今重庆主城区）地处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为两汉巴郡郡治，但从政治经济地位上讲，它并不是巴郡的首位城市。这种现象可以从所辖县和人口数量上得到反映。从汉一直延续到西晋时期，重庆三峡地区的人口数量远远少于有盐产资源的涪陵郡、巫县、朐忍、南浦等县。经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经济学综合研究发现，重庆长江流域盐的利用与早期聚落的起源密切相关。当手工业、商业从农业中分离以后，盐作为利润极高的商品，因利聚众、聚众成邑。在汉代形成人口和城市分布特点围绕产盐地为核心而扩散。东汉末期川东三郡一属国的形成（巴郡、巴西郡、固陵郡、巴东属国），即是地方大姓因采盐而富，权力分化的结果，这一结果也奠定了今日重庆行政区划和城市的基本格局[93]。两汉时期，现今的重庆地区曾新设9个县级行政区划，其中产盐地有5个县（汉发、羊渠、汉丰、北井、南充），不产盐的有3个县（乐城、常安、丹兴），后者很快被裁省。而保留产盐地的5个县级行政区划，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有的县名就是因盐井而名，如《晋书·地道记》记北井县（今巫山县大昌镇南）的巫溪水（今大宁河）说：“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所资也。”
3.丹砂
重庆三峡地区的丹砂，是我国历代最重要的产地。由丹砂而起的炼丹术，也意外地产生了一些对人类历史有重要贡献的发现。一是造成了火药的发明，另外也促成了一些医药和新化学物品的发现，如水银的发现和应用等。
在中国早期历史上，人们认识到的丹砂产地很有限。《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全国1000余县的特产，而所记产丹之县只有两个：除重庆涪陵外，另一处为贵州北盘江的谈指（今贞丰县北）。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这样解释“丹砂”：（巴郡）与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之红色矿石。所以，重庆丹砂资源在古代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华阳国志·巴志》记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蜡”。《本草图经·卷一·丹砂》记：“丹砂，生符（涪）陵山谷。”重庆考古发掘中，发现很多先秦、秦汉以后的大型遗址地层里，保存有汞含量超高的现象。汞是丹砂经加工后的液体形态。重庆地区大型考古遗址里呈现汞含量超高的原因，实际是古代居民因采集、加工、使用丹砂资源而造成。[94]
重庆三峡地区的丹砂，早在殷周时期就为人们所认识，并进行开采利用了。《山海经·海内西经》所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该处不死之药就是丹砂。《逸周书·王会》载：“成周之会……卜人以丹砂。”注云：“卜”即“濮”也。濮人在先秦散居西南各地，濮与涪音近，“涪江、涪陵，当因濮人所居而得名”[95]。李斯上奏秦王嬴政的《谏逐客书》中，也以“西蜀丹青不为采”（巴蜀的丹砂不会为您所采：当时的丹砂也作为颜料使用）为论据[96]。三峡的丹砂在先秦、秦汉的开采量都很大，并且远输中原各地。唐宋乃至更晚的时期，三峡的丹砂一直用船向外地输出，并且也一直作为上供朝廷的贡品。如杜甫在夔州写的《覆舟二首》中，即记述了把丹砂作为贡品、运船惨遭沉没的故事：“巫峡盘涡晓，黔阳贡物秋。丹砂同陨石，翠羽共沉舟。”[97]唐宋时期，三峡的丹砂还曾经当做钱钞一样进行交易。白居易《元氏长庆集·钱货议状》记，“自巴以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徙峡大抵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
五 桑蚕资源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重庆地区有“桑、蚕、麻、苎”。明正德《夔州府志·万县风俗》记，“土地沃饶，冬无苦寒，多崇峦大谷，民力农桑。”北宋时，设在今云阳的云安军已开始有了向朝廷贡绢的记载。[98]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夔州竹枝歌》中，有“采桑已闲当采茶”的记载。明代时，奉节县、万县、大宁县也都有向朝廷交纳“税丝”和“桑丝”作为贡品的记录了（正德《夔州府志·卷四·赋税》）。三峡地区的丝织品种类，明代见于记载的有绢、绫、缎等多种（正德《夔州府志·卷三·土产》）。清代，重庆地区的蚕桑业继续向前发展。一些地方官员积极督导，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发展进程。如道光年至同治年间，先后有两任知县在大宁县相继捐资劝导种桑，使当地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光绪《大宁县志·卷一·物产》）。另外，清代时重庆丝织业的生产技术也有了明显进步，丝织品的质量继续提高。清代重庆所产细绫，其质量可以与四川盆地的著名产品媲美（光绪《大宁县志·卷一·物产》。清代晚期，重庆地区地方官员大力推行桑蚕发展，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如将养蚕方法刻印成书发放农民，建立蚕神祠，设立专业蚕桑交易市场等。使重庆有些地区呈现蚕树“蔚绿深青，触目皆是”的局面。清代晚期，合川县著名教育家、史学家张森楷，倡导创建起了我国较早以“公社”命名的农村经济合作机构——“四川蚕桑公社”。[99]重庆历史上的桑蚕生产传统，一直影响至现在。如现今涪陵市的桑蚕收入，是农民仅次于粮、猪的第三大收入来源[100]。在我国的现代农业规划中，重庆是我国四大蚕桑基地之一。
六 畜牧与果茶资源
重庆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形，以及亚热带湿润气候特征，使本地区在历史上保存有优良的畜牧资源。考古资料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重庆地区即有我国最早的家畜猪、家畜狗、家畜鸡；先秦时期，重庆地区从外地输入了家畜羊，秦汉时期从外地输入了家畜马等。[101]根据家畜猪骨骼中反映的食料特征，人们发现先秦以前重庆地区的家畜猪都是放养的，秦汉以后该地区的家畜猪才实现圈养。[102]因此，新石器时代和先秦时期，重庆地区众多的家畜动物，都是有赖于重庆地区优良的畜牧资源而生存。唐宋以后，利用畜牧资源发展家畜经济，也是重庆地区最为重要的经济门类之一。如杜甫《日暮》中记述“牛羊下来久，各已闭柴门”；《暝》中记述“牛羊归径险，鸟雀聚枝深”；《雨》中记述“牛羊识僮仆，既夕应传呼”等[103]，都是是对重庆历史上畜牧生产的生动描写。
重庆野生果类资源很多，有枳椇、沙棘、悬钩子、桑、地瓜、无花果、八月瓜、东方草莓、火棘、刺梨、猕猴桃、南酸枣、野荔枝等。古代文献中记述，在很早的历史时期，今重庆地区已有人工培育的林檎、枇杷、柿、桃、梅、李、樱等“百果”。[104]从重庆历史时期自然生长的动物群上观察，该区域历史上长期生存有靠水果为食的长臂猿（Hylobaters）、猕猴（Macaca mulatta）、熊猴（Macaca assamensis）、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小熊猫（Ailurus fulgens）、椰子猫（Paradoxurus hermaphroditus）、果子狸（Paguma larvata）、大灵猫（Viverra zibetha）、小灵猫（Viverricula indica）、密齿獾（Melondon melinus）、树鼩（Tupaia）、复齿鼯鼠（Trogopterus xanthipes）、红白鼯鼠（Pataurista alborufus）、豪猪（Hystrix）等食果性动物。[105]无疑，众多食果性动物的存在，说明在自然界里基本上一年四季都有应时水果。重庆丰富的野生水果资源，无疑也为人类在该地区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生存环境。三峡众多考古遗址中，均发现有不同时期人们采集食用多种野生果实的现象。三峡考古遗址中出土有柑（Citrus chachiensisHort.）、橘（Citrus reticulataBanco）、柚（Citrus maximaMerr.）、桃（Amygdalus persicaLinn）、李（Prunus salicina）、猕猴桃（Actinidia chinensis）、板栗（Castanea mollissimaBlume）、核桃（Juglans regia）、枇杷（Eriobotrya japonica）、荔枝（Litchi chinensis）等果实遗迹。[106]重庆盛产的水果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柑橘。西汉时期，朝廷于朐忍、鱼复两县专门设有橘官。[107]唐代时，峡、夔两州也仍然是以柑橘为土贡。[108]杜甫在夔州时除写有“此邦千树橘”的诗句外，[109]还记述在自己居所附近即生长有“柑林”。[110]宋代，柑橘也是以“夔州土产”列在《太平寰宇记》中。[111]唐宋时期，重庆地区很多地方培植有以柑橘为主要品种的果园。杜甫寓居夔州时，即曾拥有占地四十亩的果园（杜甫《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112]。范成大诗作中，记载在城郊附近有大面积的果园，种植有枇杷、杏等（“新城果园连瀼西，枇杷压枝杏子肥。半青半黄朝出卖，日午买盐沽酒归”[113]）。宋代时，三峡地区有专门贩卖水果的职业从业者。《太平广记》中记述三峡著名大盐商龚播，曾经“其初甚穷，以贩鬻果蔬为业”。[114]同治《万县志·地理志·物产》记，清代在水陆要津万县设有进行专门交易的“橘市”。道光《夔州府志·物产志》记，夔州奉节出产的柚颇负盛名，时人称居四川全省第一。明清时期，重庆地区很多农户家里有橘园，收获时期“小贩收买，商人捆包，船载渝行，或径至楚，每年常获利万金以上”。[115]重庆柑橘的悠久生产历史，一直影响到现在，现今重庆三峡地区仍然是我国最重要的优质柑橘分布带[116]。荔枝，是重庆地区历史上的另一重要特产水果。综合史料记载，可以肯定重庆地区的荔枝汉晋时期已比较出名。唐代以后，渝、忠、万、夔等州都出产荔枝。[117]白居易曾对重庆所产的荔枝有非常详尽的描述：“荔枝生巴峡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桔，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白居易集笺校·卷一》）《舆地纪胜·涪州古迹目》中说：“妃子园在州之西，去城十五里，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唐杨妃所喜。”历史时期，重庆有些地方的荔枝质量很好。如《蜀中广记·卷十九》记“涪州县地颇产荔枝，其味尤胜岭表”等。
茶，是重庆地区历史上的特产。茶（Theacene）是起源于新生代早期老第三纪的古老植物。当时是地球气候温暖期，在第三纪晚期渐新世时，地球气候急剧降温，一直进入新第三纪、第四纪，至于现代，地球气候也仍然没有回归到到老第三纪高温期。[118]茶，起源于老第三纪，显然其是一种适宜暖湿气候的植物。重庆三峡地区，在新生代以来其气候变化相对较小，地质史上的历次冰期气候对该地区的影响微弱。因此该地保存有很多老第三纪，乃至更早的中生代、古生代孑遗物种。茶作为一个古老物种，在重庆三峡地区保存下来，并最早被人类发现和利用，是与地质环境变化相符合的。唐人谓：“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陆羽《茶经·卷上》）。唐宋时三峡地区的峡、归、夔诸州都以茶为土贡或特产（《新唐书·地理志》），说明峡区所产茶叶品种和质量较好。唐代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下》记述唐时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等名品。唐宋及其以后，重庆地区的茶业经人工培植，培育有早茶和晚茶两季。并且在早茶、晚茶中，都有质量很好的名品。《茶谱》中记“涪州出三般茶，最上者宾化，制于早春”（早茶）。[119]而《太平寰宇记》中还记载渝州“南平县狼鞣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贡”（晚茶）。[120]历史上重庆出产的茶叶除了上贡、本地居民饮用外，因产量较大也常常远销外地。明代贺复征在竹枝词中写道：“几夜东风过白帝，月明犹自上茶船。”[121]明正德《夔州府志·赋税》中记，夔州府、大宁县等每年都按常例征收茶外销交易税。
第三节 重庆自然概况与移民的关系
一 资源环境与移民的关系
重庆地区自然环境优越，从资源条件上具有较大人口承载量的资源基础。而且社会环境方面，也具备长期兼容外地居民迁入的条件。
“人口承载量”（supporting capacity for population），是指“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土地资源的生产能力，以及一定生活水平下自然环境所能承载的人口限度”[122]。重庆地表、地下资源丰富，资源组合条件较好，利用价值高、开发潜力大，是我国自然资源富集地区之一。正如上述，在各个历史时期，重庆以优越的盐业资源、丹砂资源、渔猎资源、林木资源等为人们的早期经济开发和文明演进提供了良好条件。而在现代，随着新经济生产方式和新资源的开发，重庆资源利用和经济建设正进入发展新时代。例如重庆药用植物资源丰富，是全国传统的重要中药材产地。大面积山区生长的野生和人工培植的中药材有2000余种，主要有黄连、白术、金银花、党参、贝母、天麻、厚朴、黄桕、杜仲、元胡、当归等。在现代资源开发和经济生产中，不仅药材整体资源仍然具有优势，而且还培育出区域优势品种。如现在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连产量居全国第一，是著名的“黄连之乡”。
再如在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重庆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重庆是全国大中城市中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已发现矿产75种，查明具有资源储量的矿产54种，开发利用的矿产39种。其中天然气、铝、锰、钡、锶等16种矿产资源的查明储量位居全国前10位。探明矿藏产地353处，储量矿产潜在价值3882亿元。优势矿产除有煤、天然气、锰、汞、铝、盐卤等常见资源外（万州区、忠县及云阳县等地岩盐和盐卤资源探明储量为20亿吨，在全国排第2位。铝土矿主要分布于重庆市南川、武隆、黔江等地，已发现矿产地26处，探明矿石储量6571.28万吨，在全国排第6位）。在锰、钡、锶等稀土资源方面尤其具有极大开发前景。
一方面是自然资源的丰富，另一方面则是自古以来巴渝大地上的人们对于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创造与利用，使其资源的人口承载力不断扩大。重庆平地较少，山林丰茂，农耕面积相对较少。但历史上重庆古代居民发挥聪明才智，利用本地资源进行了许多发明创造，对经济生产条件进行改善。如重庆山地垦殖引水不便，人们便利用本地出产的许多大型竹类，内通其节，使其连接不断，建成所谓“连筒”，“连筒，以竹通水也。所居离水泉远，不便汲用。取大竹，令本末连续不断，阁至平地，或架跃涧谷，引水而至。又能激高起数尺注之，池沼及庖厨之间，药畦蔬圃，亦可供用”[123]。根据考古资料研究，重庆人民早在秦汉时期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技术进行农业生产。[124]这种适宜环境、改善生产条件的技术，成为重庆经济生产中的传统技术，外来人也能积极学习和使用。宋代陆游在《退居》诗中，即记述自己利用“笕水潺潺种药园”。[125]“笕水”，即利用竹笕连筒所引之水（《舆地纪胜·大宁监·官吏注》）。
再如在历史上，重庆地区的劳动人民努力克服山地不利于水稻种植的困难，发展塘堰和水车灌溉，进行了较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如前述在巴县（今重庆主城），清代雍正元年兴建有宋家沟南、北堰，灌田约万石。乾隆时期，巴县的水利设施被称为“巴之堰，指不胜屈，巨者一百八十二个，旧塘五百八十七个，新塘一千七百一十九”。[126]在重庆西部的永川县，乾隆初年以前，筑堰三百余，塘数百处，等等。重庆地区有的县在清代因不方便进行塘堰修建，于是架设龙骨车进行灌田，同样也有大规模水稻种植。如定远县（今四川武胜县，清时属重庆府），“定邑无堰，春水稍迟，民皆用龙骨车引水层叠逆上数十丈”灌水田（道光《重庆府志·卷一》）。清代万县甘宁坝东麓的芦管口塘堰，灌溉农田面积可高达数千顷，并且境内还开发冬夏不竭的热水源泉，灌田达数万顷（同治《万县志·地理志·水利》）。夔州府的开县、万县，清代时在峡区水稻种植规模中最大。“夔府产稻之乡首开县，次万县”；“开县沿东溪两岸用筒车灌溉沃田数百顷，万县临大江多溪河，里甲塘堰之数不可胜计。其地大半山田而为腴米之乡，小塘尤多达五千余”（同治《万县志·卷九·地理志》）。峡区江边的临江市（今忠县），有水田数百顷（《三省边防备览·卷九·民食》）。又奉节县在乾嘉年间，里人王天成相度地宜，傍山修堰，引九眼龙洞泉水，逦迤六七里，名七里堰，沿岸开田二千余顷，约出稻谷千余石（光绪《奉节县志·卷八·水利》）。《三省边防备览·艺文下》记巫山县北的水塘坪一带，“沿途山沟两旁坡下俱辟水田，田随山势之高下如梯级”。三峡支流山区的大宁县野鹿窖，有“泉出山巅，周旋盘折，支流旁达。倚山为田，大不盈丈，重叠而下，俗名梯子田。源泉混混，地亦膏腴。只勤耕耨，不忧歉丰”（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清代中期，就连深处三峡腹地的山区大昌县，也种植有两千多亩稻田（《三省边防备览·卷八·险要下》）。
重庆大部分山区自古以难行著称，但不同历史时期，各区域内居民对交通环境也曾进行过努力改造，使区域内居住和交通环境逐渐适合人们的迁徙和人口大融合。如宋代范成大曾作《麻线堆》一诗，记述了宋代僧人在峡州雇工修建山路：“随山刊古木……舆梁捷飞度……天险固自若，当令略成蹊。”[127]这就使重庆优越的资源环境，在勤劳、团结的各族人民努力下，为人口的发展与繁衍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为重庆历史上人口迁徙准备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正因如此，自古以来，以现今重庆为中心的巴渝大地，成为中国西南、西北部，以及联系长江下游、中游、上游区域的人口频繁迁徙之地。不论是秦汉、隋唐、宋元时期中国人的避乱迁徙，还是明清时期大战乱之后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位于长江中上游的古代巴渝地区，始终是人口频繁迁徙与流动的目的地或居留地。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重庆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创造与利用，使其达到一定的人口承载力，显然为这种人口的迁徙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二 经济地理与移民的关系
经济地理从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生产组合类型及其发展过程等方面反映着区域内的经济活动状况。经济地理条件如何，也决定着区域内人口的迁徙和流动。
历史上，重庆地区的经济地理一直凸显出开发移民的特点。重庆以山区地貌为主，在早期历史上毕竟是人口较少的地区。所以历史上移民的总体趋势是以外来人口的迁入和对资源开发为主。宋代时，夔州《泮宫达泉铭》刻记“夔拥山椒，云顶厘郛”：厘，治也；郛，城也[128]。史料记载人口的移入，发生了在高海拔地区种植农作物、治理居址的情况。在清代早期时，重庆地区也还保存着较好的原始生态环境。所以康熙、乾隆年间，大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地的农民移入重庆地区。朝廷当时对这一现象也实行鼓励政策，乾隆曾谕令“山头地角宜种者听垦，免其升科”，外来移民的迁入，对重庆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等都带来了很大改变[129]，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重庆地区自然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以及环境对人口承载能力的加大。例如，玉米、甘薯等农作物在明代中、后期已传入中国，首先在我国沿海和东南地区传播。但由于重庆地处内陆，因此一直至清代早、中期大量移民迁入后，才实现了这些外来高产农作物的大规模种植。外来优良农作物适宜重庆山区生长，耐寒、耐旱、耐贫瘠，为人口从低海拔向高海拔山区扩散和移居提供了物产条件。由此而形成了清代早中期中国最大的农业开发热点——秦巴山区的移民开发潮。[130]至清代晚期时，重庆山区不仅“低山尽村庄，沟壑无余土”。[131]而且“凡深林幽莽、峻岭悬崖，但有微土者悉皆树艺”。[132]所以清代晚期（道光）《重庆府志·物产》中说：“渝郡土宇由狭而广，开辟尽也。人民则由寡而重，滋生繁也。”
现代重庆地区的移民，也进一步进行着对该地经济地理的改变。重庆现代移民，已不再着重于对动植物资源获取、垦殖面积增加等原始生态环境方面进行改变，而是本着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林等原则，从高海拔资源贫乏区向低海拔适宜居住区迁移。现代移民在经济地理方面的改变，较多进行了旅游经济的开发、药材深加工的开发、矿产品资源开发等，逐渐使该地区在经济地理形成新的特色。在旅游资源开发方面，有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武隆岩溶地质公园的建立。该资源项目中有世界最优美的天然溶洞之一芙蓉洞，有中国最深的竖井洞汽坑洞（深达920米）、有世界最大的天坑（large collapse doline）小寨天坑、世界上最大的天生桥（natural bridge）天生三桥等岩溶地质景观。其中芙蓉洞在1993年5月开发后，仅运行两年经营额就达2000万元、利税500万元，从根本改变了当地乡镇的经济面貌。[133]重庆丰富的药材资源，在现代通过药物资源学的科学研究后，发现了重要的资源深加工价值以及良好的前景。如重庆野生药材资源中的獐牙菜（龙胆科Gentianaceac、獐牙菜属Swertia），以前中医使用仅认为具有清热解毒、利胆健胃等功效。可用于治疗急性黄疸肝炎、流感、扁桃体炎、骨髓炎等疾病。但现在在药物学的进一步研究中，从该属药物中分离出100多个具有多种生理活性类型的化合物。其中主要成分齐墩果酸除了具有消炎抑菌、降低转氨酶、促进肝细胞再生、防止肝硬化、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等功效外，又发现该药物具有抗癌活性，是非常难得的抗癌药物。[134]在药材特色项目和深加工原则下，重庆很多区县都逐渐开发出自身的优势药物资源。如石柱的黄连，巫山的党参，巫溪的款冬，奉节的贝母，云阳的小茴，开县的木香，江津的枳壳等都在我国中药材市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重庆产黄连、杜仲、黄柏、厚朴四种药材资源的深加工开发，已形成为重庆市著名的四大药材资源。[135]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重庆经济地理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首推稀土矿产资源，市内锶、锰、钡等稀有矿产资源开发前景在全国位居第一。[136]
长江三峡工程建设以来，重庆地区开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库区移民。在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治理自然灾害、协调人地关系的原则下，重庆库区移民的特点已形成了“生态移民”的特色。[137]在现代三峡库区的移民安置中，优质柑橘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已对重庆东部经济地理形成极大的面貌改观。移民在土地使用和管理实践上，已经由历史上的分散型、兼用型转为集约型和专业精细型[138]。
三 交通位置与移民的关系
由于重庆地区处于我国南北部和中西部的交界区，“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南北和东西古居民的交流通道，亦为我国古代居民迁徙、混杂的主要地区。
重庆水道纵横，在先秦时期，为本地区和外地人口的迁徙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夏商时期从重庆峡江地区走出的巴人鱼凫部，沿江西上在川西建立了鱼凫蜀国；从峡江走出的巴族弓鱼部，则在城口县沿任河北上进入汉水，在陕西汉中盆地建立了古国。从先秦至近代，虽然重庆地区被群山环绕，但人们为了开发该地区丰富的动植物和矿产资源，开创出了四通八达的秦巴古道：比如荔枝道、子午道、米仓道、褒斜道、金牛道、陈仓道等。各个古道相互连通，在大巴山、秦岭山地之间纵横交错，北上关中平原（到达现西安、眉县等地），中通汉中盆地（勉县、汉中、西乡等地），南下成都、恩阳（今四川巴中市）、涪陵，构建起我国翻越大巴山、秦岭山系，连通长江、黄河上游的交通网。[139]这一交通网络，是我国黄河、长江两大文明的交流网，也是两大流域上游居民迁徙往来的移民网。北方居民很早就有迁移到重庆的，重庆居民也在很早就有向北方迁徙者。古文献中，关于北方诸夏迁居重庆地区的史料记载有“巴夏居城郭，蛮夷居山谷”等。[140]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反映出先秦时期秦巴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交流。重庆北部大巴山、秦岭间连通关中地区与长江流域的古道，在建立关中平原与长江流域的关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如秦惠王时，三次占领巴地都是取道秦巴山地的古道，从而完成占领巴地而攻下楚国，最后统一全国的谋局的。故重庆北部山地古道又称“秦巴锁钥”。由于重庆地区处于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交界地，所以在历史上屡次发生的移民迁徙中，一直是交通要道。史料记载三国时期南阳、三辅流民数万家入蜀即取道三峡。西晋以后，因北方民族战争不已，大量流民入蜀，后又取道重庆东迁或南下，曾发生“益州流民移荆湘及越雋、阳柯”的局面。[141]《汉书·陈胜项籍传》“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之”，则是因为重庆山地多的地形特性充分而发生的外来人口的迁入。
关于东部楚地居民迁居重庆地区的记载，则有“白帝夔州各异域，蜀江楚峡混殊名”说法（杜甫《夔州歌》）。[142]《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华阳国志·巴志》中对巴、楚民族的交流也有珍贵的追述：“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但在实际的民族交流中，巴楚关系较为密切，人称“巴楚通关”。如《蜀中广记·风俗记》所载，“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以及《益部耆旧传》所载“昔楚威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等史料，充分反映了长江中下游楚地与重庆地区巴地之间古代居民的迁徙和流动。《明一统志·夔州府》记：“古楚宫，在巫山县治西，楚襄王所游之地，遗址尚存。宋黄庭坚石刻所谓细腰宫是也。”史料所反映的重庆不仅是楚地一般平民经常迁徙、居留之地，而且也是楚地贵族的迁徙、活动场所。根据古文献中的各种资料，可以看出重庆地区古代是“巴楚通关”的主要地区，也表明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北方居民和长江中下游居民的迁入。 唐宋时期，重庆地区虽为山区，但实际上已成为我国西南地区与北方和东南区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当时重庆北上的线路由嘉陵道、米仓道、荔枝道出四川盆地至汉中。其中“荔枝道”（杨贵妃所食鲜荔进京路线）由梁山经高都驿至通州，翻大巴山取子午道至长安，是西南地区通达长安的最捷路线。东路出长江三峡通于荆湘，南路循乌江、綦江至贵州达于交、桂。许多移民正是从这些连接东西南北的水路与陆路完成了长途跋涉，实现了定居地的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