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目前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重庆地区移民问题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专著。重庆处于我国南北部和中西部的交界区，“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是串接长江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人文走廊、信息渠道和物流通衢，亦为我国古代居民迁徙、混居的主要地区。重庆的历史就是一部典型的人口向内向外迁徙的历史。本书采取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理论方法，以大量翔实史实为基础，从重庆地区旧石器时代开始，历经夏商周三代，直到明清时期和近当代的人口移动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其中包括了重庆城市建设和移民的关系；秦汉在对于西南夷的开发中重庆的移民浪潮；明清两次“湖广填四川”的考辨；近代开埠后西方文化进入时的重庆移民；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所形成的移民高潮；新中国建立时期西南服务团的迁徙、扎根；中国“大三线”建设中军工、科技向重庆地区的迁徙；“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大规模的向边疆、农村的转移；改革开放中的民工潮；三峡工程的百万大移民等等。正是历史上的这种频繁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才促进了重庆城市的发展。本书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有助于我们对近当代重庆城市的认识，对区域移民历史的了解，尤其对我们现在面临的城市人口、经济、文化及民族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人类历史上，人口流动与迁移往往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在中国亦是如此。在华夏大地上，自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就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举族迁徙。这些人口流动和迁徙虽然往往是因为灾害、战争、边屯、获取耕地、政府政策性迁移等政治、经济、社会原因所促成，但是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各个地理空间内所存在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差异，各行政区域间所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发展程度的差异，使各地区人口流动和迁徙的规模、频率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及其特点。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既是一部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也是一部东西南北人口流动与迁移，导致不同地区人与文化互融互化的历史。在先秦时期，由于外在生态环境、人口、民族等压力与国家内在的阶级间剧烈冲突相互作用，导致社会矛盾的激烈化和国家社会政治机制一体化，由此构成夏国家的演进与夏民族融合的互动之路。从文献考察，距今四五千年前的中原大地，既是一个灾异频仍的时代，如《淮南子·览冥训》所说：“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焱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又是一个部落与部落冲突十分激烈的时期。“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1]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2]酷虐的自然条件以及部落间无序的争战严重威胁着当时人类的生存，并由此产生出以尧、舜、禹部落为主体的、东南西北各部族“自愿联合”的庞大的部落联盟。这些部落联盟的主要职能就是对肆虐自然和无序争战的一种应力机制：即以各氏族部落相互凝聚的共同力量，来抗拒单个氏族、部落所无法抵御的洪水、干旱；通过联盟内社会整合，达到同一地域部落集团的有序化，平息内部争战或抵御其他部落入侵。《尚书》所记“四岳”、“百姓”，当是指这一共同体内的众多成员；他们所讨论的治理水害、驱逐三苗等，当是其时由形势所决定的两大主题。而在这种内聚型的各部落间的融合过程中，社会整合所必需的权力基础也出现了。同时，民族的大规模迁徙、融合，以及相应而来的社会整合也同步出现。文献学和考古学材料表明，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左右，各血缘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在进行军事殖民性质的大迁徙中，在中原黄河各支流水系阶地、平原上展开激烈的土地争夺战并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融合。徐旭生先生在谈到炎、黄族团在黄河流域的迁徙时认为，黄帝族团“从陕北发展向燕山地区，其迁徙路线大约是顺北洛水南下，至今大荔、朝邑或临潼一带渡河，沿中条山及太行山边逐渐东北上”。[3]而起源于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的炎帝族团，与黄帝族团夹着黄河南北两岸各自向东，进行军事殖民式的迁徙。黄炎部族的东渐，东夷族的西向扩张，苗蛮部落的北上，使中原成为各氏族、部落血缘融合的旋涡。在现今的中原地区，各氏族群体你进我退，你入我出，战胜的氏族群体在这里定居下来，形成华夏族的原胚。战败氏族集群或退居当时生存环境极不便利的江淮、西南，或远走高飞，向遥远的西部、北部逐步迁徙。《尚书》中《尧典》、《舜典》称尧、舜、禹时曾“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分北三苗”“黜踄幽明”。所谓流、放、窜、殛、分、黜踄，实际上是通过暴力方式处置战败部落，也是当时战败氏族集群的境况的写照。现在尚存的传说的帝王系统中混淆不清的数十个“帝”“王”，当是在中原大战中曾一度处于优势的各血缘氏族、部落群体的首领。因此，应该说，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人口流动、迁徙就成为民族融合和发展的基本要素。
在中国古人眼中，夏国家与夏民族共同体同时产生。同时，这种政治与民族之间的互生耦合，是在人口、民族的迁徙与移动中实现的。目前考古中发现许多古城、古国、古文明，以及标志等级关系和族属关系的礼器、符号，可以认为是完成这一转化的物质与精神的中介。例如夏王朝的建立，古人通常认为是与大禹“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置万国”有着重要关系的。《齐侯钟铭》称：“奄有九州，处禹之堵。”[4]《叔夷钟铭》说：“咸有九州，处禹之堵。”[5]《诗·商诵·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诗·商诵·殷武》有“设都于禹之绩”，说明在古人眼里，大禹治水与地域性国家和民族有直接关系。而这个关系建立的过程，就是部族的流动、迁徙与民族的融合过程。《尚书·禹贡》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其中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由此而达到“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禹锡玄圭，告厥成功”。[6]孔氏传曰：“四海之内会同京师，九州同风，万国同贯，水火金木土谷甚修治……”孔颖达疏：“正义曰：昔尧遭洪水，道路阻绝，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叙今九州所共同矣。”[7]孔氏传、疏虽有后人臆想之弊，但其所反映的自大禹后九州同风、万国同贯的思想，却与《诗经》、《左传》、《国语》等记载大致同一，说明它至少有着西周春秋时人口碑相传的依据。事实上，《禹贡》大九州思想本身即反映战国时人对历史和民族的一种理解，即夏禹时代既是贡赋倡兴，“爵有德，封有功”的国家初兴时代；又是以夏为主体的民族大迁徙、大会同的融合时代。在大禹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的时候，史前的早期国家认同和初始的民族融合与认同也达到高潮。如“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一方面有其时大小邦向禹称臣的“天下咸朝”的政治国家认同之意；另一方面也包含来自四面八方的大小族氏自愿认同于夏族，“四海会同”之意。自夏之后，许多在夏初尚能见到的族（国）名、部落名几乎消失，说明这些散居在四面八方的部族（邦国）已消融在夏民族与国家中。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春秋时代的剧变及其历史演进本质上对华夏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方向起了定位作用。一是华夏民族文化圈进一步向四边疆域扩展，越来越多的夷狄之地被纳入华夏文化范围，许多过去的夷狄之民融合于华夏文化中，成为华夏民族的一分子；二是许多诸侯小国也在战争中被大国兼并，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也随之加快。战国时期的七雄争霸战争，使远在中原外缘的西部、南方边陲，在传统上被华夏人视为戎、蛮的秦、楚等国，也通过政治统一战争，进入了华夏民族与政治国家的行列。这种以统一天下为使命的争霸战，虽然是以军事的血腥手段，但是，通过由诸侯邦国向帝国的政治一体化，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并且直接推动了华夏民族一体化的融合进程。秦、齐、楚、燕东西南北民族与文化的融合互渗的历史潮流，在政治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中，成为其时的主流。它的结果，除了建立了华夏政治大一统国家外，也空前加快了华夏民族一体化的融合进程，华夷民族的界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民族的界限向四周大大推移。秦统一中国，帝国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8]其中虽然不乏夸耀之词，但是华夏的民族界限与范围，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古代中国政治的一统与民族的不断融合，始终是互相促进，相互支撑的。
秦汉以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移动仍然在不断进行。在两晋南北朝时，由于北方地区渐趋寒冷，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大举进入中原，汉族士人大规模南迁，“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9]，形成了著名的“永嘉南迁”的中国人口南迁高潮；唐朝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中原人口大量南移，以至于“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10]，形成汉人南下的又一次高潮。
明清时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由东向西的移民高潮。当时全国人口分布的梯度仍然很大。人口分布密度呈现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的逐步由大到小、由密集到稀疏的趋势[11]。这就使中国人口分布出现东西南北，尤其是东西部之间不平衡的情况，也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移民规定了大致的方向。于是，由平原向山区的人口迁徙，由中原腹地和长江流域、东南地区向西部地区的移民，或者由关内向关外的人口迁徙就成为移民的主流。大批人口从东到西的迁徙，从内地到边疆的流动就成为主要趋势，也加快了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些人口流动不仅加快了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形成了颇有特点的移民文化，直接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也形成了民族的文化特征。应当说，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一个吸纳东西南北各个地区的先进民族文化特色而共融的多元的文化体系。在我国古代，在承认华夏基本价值观念的尺度下，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文明成果，在民族和地区间的人口迁徙与流动中，逐步渗透、交融于华夏文明之中，并形成一个动态的交融互化的发展历程。这种互动历程，使汉晋、唐宋，乃至元明清等王朝，来自东西南北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例如西域的音乐、舞蹈、瓜果、技艺等）不断传入中原大地，与华夏文化融合，形成华夏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互化、互融，从而影响着华夏文明的进程。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华夏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早已不限于其生成时期的文化范围，而是一个在民族与地区的人口交往、迁徙、融合的历程中，不断扩大的，互动、互化的，交融并进的，融合东亚大陆各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精华的产物。
在近当代，人口迁移已经成为世界普遍的情况，移民文化也成为现今人们十分关注的一种人类文化现象。在现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诸多领域，对于移民及移民文化的研究，正在成为一个前沿的课题。尤其是区域性的移民历史，随着人们的口口相传，正在演化为一种人类寻根的历史，成为人们重新建立乡土情感的一种根基和载体，成为各地区历史建立的一个基本的要素。重庆作为古老巴蜀地区的一部分，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当代，都既有着悠久的移民历史，又在不断移民的过程中发展着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可以说，重庆就是一个以移民来推动建设发展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移民文化城市。重庆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移民，都直接推动了重庆城市的大规模发展。所以，严格地说，重庆既是一个以移民著称的城市，也是一个以移民来直接推动其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变化、发展的城市。
正因为如此，研究重庆移民的历史，不仅在于研究重庆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之途，不仅是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寻根之旅，更是解读我们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化这株苍劲、长青参天大树的某一株根系之谜的参证，是我们固化对祖国的情感，对故乡的崇敬，对生我、养我、抚育我们的黄土地的自信、敬仰的一种史事性蕴涵。这么说是否太迂阔一些。其实不然。从古至今，人们对于自己族系的源流、根系往往有着天然的情感与崇敬。人们内在的文化与血缘基因，往往沉淀着一种对于人类本体的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到哪儿去？我们最初的血缘纽带牵缦到什么地方？漂泊千里，叶落归根。当人们从浮躁中沉静下来，当人们从年轻走向衰老，自然会开始追思这些深藏在人类血液和文化基因中的问题。从那些口口相传的历史中，从各地区的民谣中，族源的根系往往是一个古老而长青的主题，它像一颗深深埋藏于心中的家族血缘与文化种子，在遇到合适的土壤与空气、雨水，就会生根、开花，发出嫩绿的苗、嫣红的花，产生一种寻根的冲动。在中国的中部、西部、南部、东部，经久不息的流传着的人们关于根的民谣，人们关于的家的故事。像“走西口”、“闯关东”、“湖广填四川”、山西“大洪洞”等脍炙人口的传说，包括流传甚广的湖北麻城孝感移民现象，均是这种人们希望重新建立历史根底，重新恢复心灵中历史记忆的表现。据考证，湖北孝感乡在明代成化八年就不复存在，而清代移民中的“麻城孝感乡”移民本身并不多，更多的是伪籍。而现今大量的四川、重庆，包括贵州北部的居民均称自己是麻城孝感来的移民，其答案只有一个：要么是真麻城籍移民自贴标签，以便于得到认同；要么是冒籍或失去历史记忆，而渴望重新恢复这种具有寻根意义的历史记忆的人们的创造。
历史总是在二律背反中前进的。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城市化的发展，人们心中的文化也在渐渐的返璞归真。而这种种关于家族与根的传说，正是唤醒人们沉睡的记忆，揭开埋藏在人们血缘纽带之中的一把钥匙，一种载体。所以，区域性的移民历史，既是对某地区移民客观史实的重建，也是一种固化对民族、家族的情感，对故乡的崇敬，对生我、养我、抚育我们的黄土地的自信、敬仰的文化载体。
重庆是一个移民的城市，是通过移民而不断发展的地区。但是，要重新梳理它的人口流动、迁徙的历史史实，却有着诸多困难。在古代，巴（即古代重庆地区）与蜀一样，同在四川盆地之中，中原的人们常常将西南部的巴蜀，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又一体的地域。
这使得我们在探索、研究重庆移民史时，常常由于历史上地域的交叉、文献中“巴蜀”的混淆等原因，而碰到移民统计与分析上的具体难题。这对于研究历史时期的重庆政区的户数与人口，不能不说是个很大障碍。由此，从文献方面区分清巴与蜀的地域与移民特点，就变得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在撰写这本书时的难点。它要求我们在梳理文献时，要尽量按照如今重庆政区在历史上的地域进行整理，以求能够比较准确地探索重庆政区历史上人口流动、迁移的实际情况，但是由于文献的缺失，在分析、研究中也难免有不当的地方，请读者谅解。
同时，在分析重庆移民的历史时，必须要涉及重庆乃至长江中上游的交通情况，这是重庆之所以成为一个移民城市的重要原因。在各个历史时期，长江水道及其支流对于重庆地区的移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湖广移民向四川大规模迁移的过程中，绝大部分湖广移民都是取道由湖北到重庆的长江水道即三峡流域移居巴蜀的。这样，重庆及其三峡流域地区就易于滞留大量的湖广移民。道光《夔州府志》卷34载清初“楚省饥民”每天由三峡水道入川达到数千人之众。根据三峡沿岸区县如忠州、云阳、奉节、巫山、万州、丰都等地方志记载，当时的大部分民众都是来自湖广等地的移民。这些人中，湖广、江西、福建、浙江、陕西等籍贯的人占了当地民众的大部分，土著人口却相对较少，以至于形成了“主弱客强”的局面。这样，我们可以分析在文献中“巴蜀”合称的情况下，古代重庆地区其水陆交通路线在四川盆地的东西南北人口流动中的重要性，以及作为人们经过这一地区时选择留居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这种交通与人口迁移的走向是我们研究重庆移民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另外，由于历史上的移民所涉及各种社会问题较为广泛，首先它牵涉移民的政策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关系，例如政府为了调整国家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而进行的非自愿性的人口迁徙等；其次还有移民的经济发展问题，例如移民居住地生存空间内的自然资源和人口比率，人口数量与生存环境中的土地的比率，人地关系是否合理的经济空间差异格局等；再次是移民中的文化融合问题，因为人们迁徙的外部条件，以及其最终迁移行为实施与否，与个人的自身主观因素，如心理因素差异、观念行为的差异有密切关系，并且由此最终引起不同的迁移行为。另外，它也包括移民中的许多社会问题，如移民家族、宗族的分分合合，以及与本地居民的关系问题。移民中的宗族、家族情感倾向及省籍、乡籍认同感，移民群体中的关系网络，同县、同乡、同宗的县谊、乡谊、亲谊的维系，以及由此导致的延续移民家乡的宗族传统文化，包括“移民岛”现象等。因此在移民史的撰写中，如何准确把握其动态的社会发展现象，如何有机地将这些移民群体中的突出问题归纳起来，使得移民史的写作，尽可能地显得丰满和血有肉，这是在确定写作大纲，乃至文献收集中都必须要注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目前尽管有学术界前辈、同仁卓有建树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尤其是区域移民史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思索、研究，包括开拓。因此，一部比较好的区域移民史著作，应当在写作框架的构思、理论的探讨、文献的收集等方面，尽量注意到其中的各个方面问题，力求更加全面地展现我国区域性空间中人口迁徙与流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
本书即是我和我的同仁，对于重庆这一典型移民城市的写作的一些构想。本书系重庆师范大学李禹阶教授主持的重庆市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重庆移民史”的最终成果。由于古代巴蜀在地域空间上和文献记载上的混合性特征，加上如何从史论结合的角度写好一部区域移民史著作，对于我们来说，尚有着许多新的值得探讨、研究的问题。该项目的撰写大致经历了近五个春秋。最初，由我和管维良、向中银教授策划此书的编撰、进行大纲制定工作，并同我的同仁们，即对重庆与三峡历史、文化、考古有着长期研究的岳精柱、武仙竹、杨华、赵昆生、邓晓等教授、博士进行了书稿的撰写。书的初稿完成后，由管维良、向中银、岳精柱、唐春生等教授对于先秦、中古、近现代部分分别进行了审读，几位同志均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最后由李禹阶进行统稿、定稿。为了将这项研究做得更加深入一些，同时也为了将体例更加统一，李禹阶在全书的统稿、定稿中，对书中部分章节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并且和作者一起，对书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