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重庆区域移民史研究(十一)

第三章 夏、商、西周时期重庆的人口流动与移徙(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1年)

第一节 巴族在三峡中兴盛与外迁

一 因盐而兴的巴族

悠悠峡江,巍巍巫山,雄奇险峻,神秘莫测,这特殊环境孕育出一个伟大的民族——巴族。巴族习性刚猛,建立起一个地跨今川、陕、渝、鄂、湘、黔六省市的泱泱大国,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

关于巴族的起源,当数《山海经》记载为最早,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对于巴族上述这段记载,尽管有不少意见相左的解释(笔者亦将在后文作出解释),但至少可以肯定,巴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出现,可提早到传说中的太皞时代以前。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传说里的氏族部落,一般都是从神话中引申出来。事实上,氏族和部落比关于他们的神话来源要古老得多。”也就是说,巴人的出现比记载的“后照是始为巴人”要早得多,如果上溯,可能与大溪文化峡江类型的创造者有直接联系,时间可达六千年前。

关于巴族的历史,《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曰:“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孟涂)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此事《竹书纪年》卷三亦曰:“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入巴莅讼。”

显然,孟涂司神和莅讼的地方就是巴人聚居的地方,这是解决巴人起源之地的关键。对此有两段资料,一是晋人郭璞注《海内南经》这段话时曰:“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今秭归县东的确有个丹阳城,笔者在鄂西从事考古工作多年,也亲自调查过秭归丹阳城,此处确为一处古城。二是《巫山县志》卷十一七云:“孟涂祠在县南巫山下。”两说不一致,是因为记述的两件事,一为住地,一为立祠地,但这两地都在大巫山之中,峡江之内,完全可能从秭归到巫山一带就是夏代巴人所居住的地方。

古老的巴人在这线天斗坪、丛林密箐的巫山之内、峡江之中何以为生?此处务农条件极差,只有依靠渔猎为主要谋生手段,狩猎是靠不住的,只有捕鱼才是根本的生计。这里除长江干流之外,支流甚多,长江中游的鱼类,每年秋天皆洄游三峡之内产卵交配孵化,渔业资源尤其丰富。因此,捕鱼不仅比较容易解决起码的果腹问题,而且成了巴人最主要的劳动手段。

与此联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个民族为什么叫“巴”。不少人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如认为巴就是“坝”,在我国西南地区有许多坝,生活在坝上的人就以地为称,叫“坝”,讹演为“巴”;也有人认为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水形若“巴”,以字为称,叫“巴”字;也有的如《说文解字》认为“巴”是象形字,即食象蛇,等等。有的解释有一定道理,如食象形说,但这就是将流说成源了。

张勋僚先生从民族学和语言学以及民俗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原来巴就是鱼,鱼就读巴,巴的称谓与其捕鱼的经济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

清代著名的四川籍学者李调元在《粤歌》卷三著录东楼吴代原所辑《狼歌》歌词“巴吞巴,度了笼洪力”一句下面注释曰:“‘巴’是鱼,‘度了’是一齐,‘笼’是下,‘洪力’是深潭里。这句整个意思就是鱼群一齐下到深潭里了。”同书卷四著录四民黄道原所辑《獞(壮)歌》曰:“巴摆投生水,巴不里漤淋。”李调元注曰:“‘巴’是鱼,有所舍而摆曰摆,‘里’是到,‘漤淋’是浊水。”这句话的意思是鱼喜欢清水,而不喜欢浊水。其实四川、重庆仍有呼鱼为鱼摆摆的。

清朝修的广西一些地方县志如《天保(今德保)县志》、《镇安(亦在今德保)县志》记载当地方言“谓鱼曰巴”;《永康(今扶绥县)县志》亦曰当地土话“鱼”曰“不拉”,不拉相切就是“巴”。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也读鱼曰巴。很可能“鱼”读曰“巴”在南方壮傣族语系中是很常见的。其实今重庆及川东一带仍有这种读法,如称装鱼的鱼篓为巴篓,鲢鱼为鲢巴,鱼复可读巴复。

鱼与盐密不可分,食鱼需放盐,更重要的是腌鱼更需要盐,每当捕捞食之有余,必需腌起,以备无鲜鱼时之需,或与无鱼地区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因而巴人对盐的需求量很大,依赖性很强。而得天时地利之便,巫溪盐泉为之提供所需之盐,使巴族在这鱼盐之地迅速成长起来。正因自古盐与巴的特殊关系,古川东一带的重庆地区呼盐为盐巴。

在巴族生计问题上,任乃强先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巴族从事运盐、贩盐为主,这是很有见地的。巴人善水,常驾船往来于江河之上,捕鱼捞虾,并将自己腌制的鱼类运到别处交换必需的生产资料。而控制宝源山盐泉的巫咸之民和控制伏牛山盐泉的巫臷之民却并不善驾舟楫,他们除制作大量泉盐自给之外,需靠交换来获得各项生活必需品。这就为善驾舟楫的巴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巴族顺理成章地成了运盐贩盐的“专业户”,他们从少到多,由近及远,从少数人投入到举族参与。大巫山的盐泉通过长江这条干流和其他众多支流以及翻山越岭的小道,东到江汉平原,东北到豫西平原,北到汉中盆地、关中平原,西到成都平原,南到云贵高原,以解决那些地方的食盐问题,同时换回大巫山中缺少的东西,与巫山诸部进行交换。在这双重交换中,巴人得到较丰厚的收益,从而使自己的民族经济日益强大,经济是基础,雄厚的经济实力必然导致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

建立在上述情况之上,我们便可能诠释《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的“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咸即盐,咸鸟即盐鸟,即负盐之鸟,巴人驾着装载巫盐的舟船,驾轻就熟地在江河之上像鸟一样快捷如飞的行进,故被称为“咸鸟”。乘釐,乘是乘载的乘,釐为治理之意,即治理乘载之事,可解释为管理运盐之人。“后照”,“后”即首领,后来引申为国王,如夏后启、后羿等。“照”或许是灶的讹写,表明这时巴人不仅运盐,也聚族众设灶煮盐,以取得更丰富的收益,后灶,即管理盐灶的头领。上述三位巴人首领的名称,明确显示巴族的起源和初兴与盐直接关联着的。到这时,巴不再是一个无名小氏族,而是从事煮盐、运盐、贩盐,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名有姓,自称为“巴”的部落了,“始为巴人”即巴部落之称得到巫山诸部的认同。

从记载的巫山十六巫及未见记载的氏族部落来看,大巫山地区可谓“人丁兴旺”,而盐泉资源却是有限的,争卤争盐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而当时整个中原和南方均已进入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及初期奴隶制时期,原始社会民主平等的情况已成为过去,部落之间和平相处已为侵凌、掠夺所代替,人们以战争为职业,专事掠夺财富和人口,巴族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崛起并从事煮盐、运盐和贩盐的事务的。在他们辗转各地进行贩运盐的过程中,经常与阻拦勒索者拼搏,与夺盐、抢盐者争斗,因此,巴族男子拿起武器皆为战士,人人争先,为生存而战,为财富而战。或迎击来犯之敌,或夺路而进。在这种险恶条件下,巴族运盐、贩盐必然是一种集体的行动,是成群结队的往返,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既能贩盐,换取对方的东西,又能保证每个成员生命财产的安全。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巴族,必然形成刚猛剽悍、尚武善战的民族习性。

二 巴族的外迁与扩张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不断的增加,部落发展到一定程度要从中分出一部分,组成另一个部落——子部落,这是每个民族发展的必经之路,巴族也不例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巴族也先后分出子部落,孙部落。巫巴山地的物质条件毕竟有限,不可能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并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因此,一批一批的原始先民便从巫巴山地中走出来。中原北方是强大威严的夏商王朝,不可能去,他们便向东向西发展,或进入长江中游平原,或进入四川盆地,从而使巴族的历史具有了绚丽多彩和丰富辉煌的内容。

巴族主要是靠捕鱼为主,狩猎为辅的渔猎部落,加之又一直从事盐的长途贩运,而不是靠农耕而生的农业部落,因此,守土性不强,迁徙性则成为巴族的主要习性之一,这也正好可以说明为什么沿江巴文化遗址文化层一般来讲都不厚。由于贩盐的特殊营生使他们对大巫山周围了如指掌,再远一些的地方也不陌生,在巫山地区日益不能承受养育更多部民的情况下,他们便逐渐向外迁徙了。虽然,从取得盐泉的角度来讲,他们仍然和孕育自己的母体大巫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居住中心却转往峡江之外,从而形成以大巫山为中心,在川、陕、鄂、渝、湘、黔六省市内的大迁徙,将巴族的势力,将巴文化扩展到广大的地方。

第二节 巴人巴蛇部的北迁西移

一 巴人巴蛇部的形成

龙蛇之巴是最早从巫巴山地中走出的一支巴人,在原始社会末期他们就来到洞庭湖滨北部,成为苗蛮集团(亦称江汉集团)[1]的重要成员。

苗蛮集团所处的长江中游一带,平均气温高,多雨而潮湿,植物茂密,宜于爬行动物生长,故而蛇类猖獗,很为当时先民之大患。由于当时人们认识水平低下,对蛇(尤其是大蟒蛇)的危害深感恐惧,由敬畏到盲目崇拜,最后将它神化、拟人化、图腾化了。正如恩格斯在引费尔巴哈的话时说:“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特定的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2]

蛇作为苗蛮集团共同的图腾,《山海经》里就有记载。《海内经》曰:“有人曰苗民(郭璞注曰:‘三苗民也’)。有神焉,人首蛇身……”

“三苗”是苗蛮集团中的主要成员,他们崇奉的神灵,对苗蛮集团来说具有代表性。从中国上古各部民族的图腾来看,皆作人首而动物身子,以示与动物原形的区别。久而久之,人们对本集团传说中的始祖——伏羲女娲也赋予图腾的形象,这方面的记载很多:

《帝王世纪》曰:“太昊帝庖曦氏,凤姓也,蛇身人首。”

《列子·黄帝篇》曰:“庖曦氏、女娲氏……蛇身人面。”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伏羲鳞身,女娲蛇躯。”

曹植《女娲画赞》曰:“或云二皇(按:指伏羲女娲),人首蛇形。”

我们之所以用这么长篇幅来描述苗蛮集团的图腾问题,因为这是探索龙蛇巴人的一把钥匙。

在上古传说中,有种其大无比的巨蛇,叫“巴蛇”,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

而“巴”字本身是蛇的象形字,故《说文解字》卷十四释“巴”曰:“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

这个“或曰”,是指记录的历史传说。屈原不相信这个传说,他在《楚辞·天问》中发出“灵蛇吞象,厥大如何”的疑问,实在是他不明白这个所谓的“巴蛇”,并非现实生活中的大蟒蛇,而是以“巴”为氏的人神化了的图腾。以“巴”为氏的人就是巴人,他们像历史上的其他原始先民一样,无不认为自己的图腾具有超乎常规的神力,因此,作为其图腾的巨蛇,在他们夸张的想象之下,就连当时当地尚存的硕大无比的巨兽——大象,也能战而胜之吞而食之,吞食巨象,可见其大;三岁出骨,足证其长。如此庞然大物,除了想象中的图腾,孰能当之?既然它是巴人的图腾,当然就名曰“巴蛇”了,反过来,“巴蛇”二字也逐渐成了巴人部落的代名词了。

从巴人以蛇为图腾,说明他们应属苗蛮集团,然而还要从所在地域上看是否吻合。关于苗蛮集团的分布,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引吴起的话说:“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3]即左起洞庭湖,右至今鄂东皖西滨江诸湖乃至鄱阳湖一带,皆属苗蛮集团诸部的分布范围。

巴蛇部落在什么地方呢?据古地理书《浔阳记》载:“羿斩巴蛇于洞庭,委其骨成丘。”[4]由此可见,这支巴蛇部落活动的洞庭湖一带,正是在苗蛮集团的地域以内,巴人属苗蛮集团的部落之一是可以肯定的。

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既然巴人属苗蛮集团,为什么他们的始祖又是太皞呢?太皞为东夷集团的始祖,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皞之虚也。”[5]证明太皞系统的东夷集团的活动范围在东方,与巴人的地望大相径庭,这又作何解释呢?据传说,继太皞、少皞以后,当蚩尤为东夷集团首领时,与中原华夏集团有过多次战争,以蚩尤为首的东夷九黎部落联盟被炎帝、黄帝联盟打败以后,一部分与炎黄部落联盟结盟,成为华夏集团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辗转迁徙到长江中游,与苗蛮集团逐渐融合在一起,成为苗蛮集团的一部分[6]。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原来的苗蛮集团,尤其是宗教方面的进步,不能不严重地影响苗蛮集团,由此,他们供奉的始祖太皞、颛顼、祝融等人,久而久之也就逐渐成了苗蛮集团供奉的始祖了。

经过夏商西周一千多年的口传笔授,加工改造,巴人的始祖推演到太皞名下也就不难理解了。更无须去进行烦琐的考证。甚至太皞与伏羲这两位完全扯不到一起的传说人物,在战国以后也被合而为一了,《世本》就有“太昊,伏羲氏”的提法;[7]高诱注《吕氏春秋·孟春记》“其帝太皞”一句亦曰:“太皞,伏羲氏。”[8]

二 巴人巴蛇部的北移

1.后羿南伐与巴人巴蛇部的覆灭

在原始社会末期,华夏集团和苗蛮集团经常发生战争,而后者很多时候都失败了。当尧为华夏集团首领时,对苗蛮集团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以占领其土地,掠夺其财富,俘获其民众。据《吕氏春秋·知分篇》记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9]丹水,即今汉水支流丹江,其流域在今陕西、河南、湖北交界一带。这一仗,尧打胜了,尧子丹朱也就被派往这新征服的土地上当首领了。

打通丹江,进入汉水中游,广阔平坦的江汉平原也暴露在华夏集团的兵锋之下,华夏之师便接踵而来,大举南下了。尧作为最高首领不便远行,遂派融入华夏的东夷名将羿率师南伐。《淮南子·本经训》载曰:“尧乃使羿……断修蛇于洞庭。”[10]这里的“修蛇”是“长蛇”二字为避淮南王刘长的讳而改的。《路史·后记》卷十“屠长蛇于洞庭”句,罗苹注云:“长蛇即所谓巴蛇,在江岳间,其墓,今巴陵之巴丘,在州治侧。《江源记》云:‘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也。’”

前引古地理书《浔阳记》云:“羿斩巴蛇于洞庭,委其骨成丘。”

唐《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七也说:“昔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11]

“巴陵”之名由来已久,早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就根据羿斩巴蛇,积骨如陵的传说,命其所在之地——今湖南岳阳市为巴陵县了。以神话传说命名,这在好古成癖的当时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巴蛇”本系图腾,积骨如陵更是子虚乌有,当是后人的附会。我们根据《说文解字》“陵”释为:“大埠也”,[12]“埠”则释为:“大陵山,无名者,象形。”作另一种解释和推断:陵者,山也,巴陵即巴山,以“巴”名山,是由于巴族长期在这一带活动所致,犹如后来许多以“巴”为名的地名一样。

上述情况说明,早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尧为华夏集团首领时,巴蛇部落已走过了她的形成阶段,成为苗蛮集团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影响甚大的部落,足见巴蛇部落在洞庭湖滨已经劳动、生息了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了。当时中原正处在华夏集团视战争和掠夺为正当职业的所谓“英雄时期”——军事民主制时期,巴蛇部落的强大,势必引起武力强盛的华夏集团氏族贵族的垂涎;同时,一个强盛的部落存在于华夏集团的南面,也是不利于其向南扩张的,于是尧不惜兴师动众,举兵南伐。

羿斩巴蛇,意味着巴蛇部落图腾崇拜的神灵被拔除,也就说明巴蛇部落在抗击羿为首的华夏集团讨伐的斗争中彻底失败了,他们的聚落被扫荡,从此便从洞庭湖滨消失了。

庞大的巴蛇部落既然能被尧视为当时大患而如此大动干戈,他们显然不是随便容易被人斩尽杀绝的。更何况消灭肉体与旨在掠夺土地、人口和财富的战争宗旨是不相符的。巴族从洞庭湖滨消失后又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问题目前尚无材料可作出直接回答,但从以后他们重新出现的地点来看,他们被强迁到汉水中游了。

2.巴蛇部落的北迁与巴方的成长壮大

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他们被迁到了汉水中游,因此,首先要弄清他们是怎么到汉水中游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传说时代的情况吧。据文献记载,在中原华夏集团对南方苗蛮集团的一系列战争中,每当取得一次胜利,就要将苗蛮集团中的一部分人驱赶或迁徙到离中原较近的地方,以便奴役和压榨。例如,在尧打败苗蛮集团以后,便做出过这样的处置。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尧)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兜部和三苗部皆是苗蛮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兜部被尧打败后强行迁到崇山,即今河南嵩山一带,这里是夏部落的中心区域,强迫其在这里被同化,以改变其苗蛮集团习俗而与华夏同俗,从而达到更有效地控制和驱使的目的;三苗部(应指三苗部的一部分)则因经常与华夏交往,发展水平比地处今陕、甘一带的西戎之族又较为先进,故尧在战败三苗后,迁其一部到那里。三危,其他有两说:一说指今甘肃敦煌县东南的三危山;一说指今甘肃岷山的西南。总之,都在当时边远的西陲之地。让他们去影响并逐渐改变当地戎翟的落后习俗,这也有利于华夏集团对西戎的控制。因此,我们认为,巴人出现在汉水中游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被胜利者羿强行迁到离丹水,离中原比较近的地方。

关于这支居于汉水中游的巴人在夏朝和商朝前期的情况,由于史籍失载而无从知晓,但在商代后期,他们已建立起自己部落式的方国——巴方了。巴方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唐兰先生在《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13]中指出在殷墟的西南;顾颉刚先生在《史林杂识初编》一书中的“牧誓八国”一章中认为:“巴与楚在湖北,都为江汉流域。”[14]在由顾颉刚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图“西周时代图”中更明确地标定巴方的位置在汉水与丹水之间,楚、邓二国之南,卢国之北,介乎于今光化和樊城之中的龙王集附近[15]。

汉水巴方南临广袤的江汉平原,北接南阳盆地,再北为黄河中下游平原,是南北陆路交通的冲要之地,再则,又处汉水中游,浮汉水而上,达汉中盆地,再北为关中平原;顺汉水而下,进入云梦之地并入长江。因而是东西南北的枢纽,各地物产皆在此集散,巴人来到这里后,很快团结起自己的部民,医好战争的创伤,迅速恢复和发展起农业生产,加上他们与大巫山传流的联系,于是重操旧业,通过汉水支流,进入三峡,顺利地取得巫溪宝源山泉盐,行销汉水中游各地,在盐业运输销售中获取巨大的经济收益。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商代中期,他们已成为江汉平原北部重要的方国,被殷商统治者称为巴方了。

三 巴人巴蛇部西迁

1.武丁妇好伐巴方

当时的巴方,与其他方国部落一样,是殷商奴隶主贵族掠夺、奴役的对象,因而,他们也不断奋起反抗商王朝的残酷统治,这样,商朝奴隶主政权则经常兴兵征伐他们。

武丁在位的时候,商王朝在他治理下达到极盛时期,出现“殷道复兴”的局面,史称“商宗(武丁庙号)中兴”。他凭借当时雄厚的物质基础,对周围的方国部落发动了一系列掠夺战争,以镇压他们的反抗,并获取他们的人口和财富。特别是他挥兵江汉,对长江中游一带大张挞伐,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诗·商颂·殷武》就是记载这件事的,诗文如下: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

深入其阻,裦荆之旅,

有载有所,汤孙之绪。[16]

巴方地处江汉平原的北部,在武丁南伐之役中首当其冲。唐兰先生在《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中指出:“武丁时之兵力,西连巴蜀。”关于武丁征伐巴方一事,甲骨文中有明确的记载。

殷高宗武丁有妻妾64个,在这众多妻妾之中深得宠信的一个是妇好(张政烺先生释为“帚好”)。妇好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女将,在武丁外出征伐、开拓疆土的战争中,她是最得力的助手,经常代替武丁外出督师作战,或直接率师与武丁协同作战,征讨巴方就是妇好的重要战绩之一。武丁对此次妇好带兵出征巴方关心备至,出师前,他反复就妇好此行是否能受到神灵保佑进行卜问。

《殷契粹编》1230载:“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沚伐巴方,受有又。”沚是武丁时有名的战将。全辞大意是:命令妇好统率沚征伐巴方,能受到保佑吗?

又据《殷墟文字丙编》313云:“□□卜,□,遇王佳妇好令沚伐巴方,受有又。贞王勿佳妇好从沚伐巴方,弗其受有又。”全辞大意是:王命令妇率沚巴方,受到保佑吗?王不命令妇好统率沚巴方,不受到保佑吗?

征讨巴方之战太重要了,武丁很不放心,又亲自带兵南下,结果这次征伐巴方之役殷王武丁与妇好皆参加了。甲骨文还记载了其中的某次战斗武丁就他统领的军队是否与妇好统率的军队配合起来打巴军的伏击战一事,从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进行卜问的情况。

《殷墟文字乙编》2948+2950云:“辛未卜,争,贞妇好从其沚伐巴方,王自东商伐重阱妇好立。[贞]妇好其[从]沚伐巴方,王[勿]自东伐阱于妇好立。”全辞大意是:命令妇好统率沚伐巴方,王(武丁)亲自由东去攻打巴方在的驻军,把溃散的巴军歼灭在妇好埋伏的地方呢?还是命令妇好统率沚伐巴方,王(武丁)不从东去攻打巴方在的驻军,以把溃散的巴军歼灭在妇好埋伏的地方呢?[17]

小小巴方当然不堪殷商大军的一击,可以想象,作为战败者的巴方所遭受的人民被虏为奴隶、财富被掠为战利品的悲惨境遇。

2.巴人巴蛇部西迁巴山

巴方再强大也不可能战胜鼎盛时期的商殷王师,巴方再一次失败了。残余的巴蛇部巴人逃向大巴山深处。

当时之势,北、东、南皆在商殷的范围之内,唯西边的今大巴山一带,因系崇山峻岭而相对来讲安全一些,外界压力小一些。后来彭、庸二国皆曾拥有大巴山,彭人、卢人亦穿越大巴山西遁宕渠(今四川省渠县一带),故《华阳国志·巴志》说:“宕渠……有卢城。”因此大巴山内外是有大路相通连的。这条路线经蒙文通先生考证,即是建安二十年(公元215)末到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初,曹操部将张郃与刘备大将张飞大战时进退的路线,也就是途经八蒙山(在渠县东北)的这条路线,与现在襄渝铁路翻越大巴山的路线大致相同[18]。汉水的巴蛇部巴人在大巴山一带留居的时间看来是比较久的,大约商代后期到战国初期都在此处着力经营和频繁活动,故这一带留下许多带“巴”字的地名,对此,《水经注·沔水》多有记载:

“沔水又东迳乐城(今陕西沔县东南)北……溪水注之,俗谓之洛水也,水南导巴岭山。”

“有廉水出巴岭山……北往汉水。”

“汉水又东迳胡城南……南对扁鹊城……汉水又出于二城之间,右会磐余水,水出南山巴岭山上。”

“汉水又东,合蘧蒢溪口,水北出就谷,在长安西南,其水南溪,痉巴溪戍西。”

“汉水又东,右会洋水……洋水导原巴山。”

由此可见,今天的大巴山就是由于巴人曾长期在此活动而得名,大巴山,古时叫巴岭山、巴山;汉水以北有子午河道叫“巴溪”,汉水亦有“巴水”之称。

关于巴蛇部巴人的图腾信仰,从他们留在巴岭山的遗迹中可知他们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对巨蛇的崇拜,在《山海经·中次九经》有这样一段记载:

“高粱之山(今四川剑门山),西接岷崌,东引荆衡,其上多恶,其下多砥砺……又东四百里曰蛇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恶……有兽焉,其状如狐而白尾,长耳,名狼。”

郭璞注:“”音巴(明成化本),邓少琴先生认为此“应即大巴山得名之由来”。[19]

在大巴山两侧,还有巴蛇的遗迹,据《水经注·漾水载》:“漾水又东会洛谷水,水有二源,同注一壑,适神蛇戍西,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驯良,不为毒物。”

又《蜀中名胜记》卷二十五“通江县”载曰:“县之洞有二,一曰龙洞,《志》云在西二百里吴垭乡,洞周围二十余丈,高三丈,深七尺,内有池殿清莹湛然。”然一曰蛇洞,《志》云:“在(县治)北四百里南坝寺,唐建也。每岁端阳前后,有蛇自柱础间出,沿阶满室,大小颜色非一种,然不为害,昔人传云三万四千尾,不可数也,按此即巴蛇洞云。”[20]

大巴山,古又获“蛇山”之名,山北有“神蛇戍”,山南有“巴蛇洞”,这有力地证明了巴蛇部巴人精神崇拜所在。当然巴蛇部巴人的社会远比白虎巴人进步,故对崇拜物的信仰也就不像白虎巴人那样虔诚,凡事都要打上图腾的烙印。

如前所述,“巴”字本身就是蛇的形象。“龙”则为神话了的蛇,故龙与蛇实为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又称这支巴人为龙蛇巴人。这种将蛇神话为龙的做法,是在商代后期才出现的,然而它一经出现,似乎便在巴蛇部巴人中就很快得到承认和推广,因此,可以说龙蛇巴人的图腾信仰不单单是蛇,也包括龙了。在龙蛇巴人活动过的汉水流域出现带“龙”字的地理名称,如“龙灶”、“龙渊”、“龙井”、“龙洞”等。同时,“夏殷所称之为龙即楚称之为蛟也”[21],蛟与龙实为一物,只不过时间不同而称谓各异罢了,故《说文》释“蛟”曰:“龙之属也”;郭注《山海经·南次三经》曰:“蛟似龙,四足,龙属。”

又据《水经注·沔水》载:“又东过襄阳县北……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苦蛟害,襄阳太守邓遐挥剑斩蛟,流血丹水,自后患除,无复蛟难也。”

正因为包括龙蛇巴人在内的一些弱小国家逃离鄂北,使楚国北境直抵中原,从此堵死了龙蛇巴人东出的道路,巴人也就只好退守大巴山内外了。

当久居巴山的龙蛇巴人迫于楚的压力循着原彭、庸、卢三国出入大巴山的旧路穿过大巴山以后,随着足迹的西延,富饶美丽的四川盆地便展现在他们的面前,脚下广袤的丘陵地带比大巴山的崇山峻岭要好得多,优厚的自然条件不能不吸引和促使他们更加向西推进。

3.巴人巴蛇部迁入川北

然而,这时四川东部地区的形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先期进入四川(详见后)的白虎巴人已以江州为都城建立了包括四川东部,贵州北部,及汉中的国家。由于白虎巴人人数不多,统治尚不很巩固,而且这里本来就是部族林立,白虎巴人的统治还具有一些初期奴隶制的部落联盟的性质,因此,对于龙蛇巴人的进入也就只好听之任之,这样龙蛇巴人入川还是比较顺利的。渠江上游是他们进川后首先到达的地区,故今平昌到渠县一段的渠江向有“巴水”之称。

据历史文献记载,渠江流域是古老賨族聚居的中心,由汉水西迁而来的卢人也落户在这一带。《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二记载“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一带)……古之賨国都也。”[22]

《路史·国名记·丙》云:“賨,《十六国春秋》、常璩《志》(按:指《华阳国志·巴志》)云:宕渠,古賨国。《(太平)寰宇(记)》:故賨城,流江县东北八十四(里)。古賨国都。”《华阳国志·巴志》曰:“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

龙蛇巴人再向西就进入阆中地区了,嘉陵江在此逶迤曲折,宽阔平缓,两岸布下一连串肥沃的冲积平坝,很宜于耕种。龙蛇巴人遂将此作为自己的一个聚居中心。

由于今川北地区賨人是最老的土著,尽管龙蛇巴人进入这一带后与賨人杂居,人们仍习惯叫这地方的人为賨人或賨民,如常璩说:“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23]因此,此后的“賨民”一词,逐步由包含巴蛇部巴人到成为龙蛇巴人的一种常见称呼了。

龙蛇巴人进住川北,并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只是作为白虎巴人建立的川东巴国国内的一种部民,或者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而存在,故史书上很少有对他们这时情况的专门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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