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原始社会晚期重庆地区的人口移动
一 远古时期活动在重庆地区的巴族
重庆地区是远古巴族活动的区域之一。对于远古时期活动在重庆地区的巴族，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寻找其踪迹：其一是从文献史籍的记述中去寻找线索，其二是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来分析其遗踪。
1.文献史籍中记载的重庆地区远古时期的巴族
文献史籍中记载重庆地区远古时期巴族活动的历史线索不多，较早有记载的当首推《山海经》。《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有巴国。”《海内南经》又云：“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是清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这里所谓的“丹山”，据郭景纯解释：“丹山在丹阳，属巴，丹山西，即巫山也。”又《水经注·江水》载：“有大巫山……神孟涂所处。”《巫山县志》第十七亦记述“孟涂祠在（巫山）县巫山下。”《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解释说：“丹山”，今名纪山，亦名凡山，在湖北巴东县西。《竹书纪年》（卷上）更明确记载：“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据考：孟涂乃三涂氏部落的酋长。夏后启之母涂山氏即三涂氏，所以孟涂是夏朝初年的重臣。启八年，帝启委任孟涂为巴族的祭司，主宰巴族的诉讼大权，实际也就是巴族的酋长[72]。上述记述中，就连孟涂何年到巴地都记载得如此之详，可见当时的“巴人”在中原华夏集团的心目中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此外，《五藏山经》记载：“又东二百五十里，曰岐山……减水出焉；东注于江……”《海外西经》又载：“巫咸国……在登保山，群巫所从上下。”这里的巫咸国、登保山，皆在大宁河流域的巫溪一带。“群巫所从上下”，是指当时在这里有比较多的原始部落聚集。《大荒南经》的记述形象地描绘了远古时期这里的繁荣景象：“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巫臷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人们可以不织而衣，不耕而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仿佛是个极乐世界。那么，当时这里何以能如此歌舞升平呢？实际上，就此地地形地貌而言，大宁河及长江沿岸，山高坡陡，土地贫瘠，可耕作面积相当有限，“不绩不经”，“不稼不穑”，实有其不得已处，那么，究竟此地有何种出产使这些身处巫山峡谷之中的巫臷之民能做到不织而衣，不耕而食呢？据李禹阶、管维良教授研究，其原因就是巫臷居民们拥有着这里的自然盐泉，这里的先民们将盐泉制成了食盐[73]。也就是说，这里的自然盐泉及制盐业使他们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这里的“自然盐泉”也吸引了周邻地区（尤其是巫峡以东地区）的人们向此地聚集。
从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巴族先民们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在重庆地区活动了。聚集在本区城内的远古巴人除了农业及渔猎外，盐业生产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盐业的兴盛也为夏商时期巴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考古发现的巴文化遗存
从文献记载可知，“巴族”在长江三峡、鄂西地区、汉水流域一带活动的历史悠久，考古发现证实，在这一区域内确实存在着不少早期巴文化的遗存。而重庆地区相对早期的巴文化遗存，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湖北西部稍早）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及湖北西部地区长江沿岸发现的200余处相当夏商时期的巴文化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大批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陶器，考古学界经研究后将这类遗存称之为“早期巴文化遗存”[7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重庆、湖北地区长江及溪河沿岸的这类“巴文化”遗存往往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之上，其间有否继承关系，值得研究。而对前述之“早期巴文化遗存”，考古研究者认为可将其分为三期：第一期文化相当中原河南二里头文化早期（夏代），第二期、第三期相当于商代早期、晚期[75]。
重庆、湖北长江及支流沿岸地区夏商时期的巴文化遗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考古学研究者认可，关于这一点，此处不赘述。那么，再往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期以至早期，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是否能透露更早期巴人的信息呢？近20年来，文物考古部门已在这一地区发掘了数百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这些文物为我们研究重庆地区早期巴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20世纪80年代，不少学者就提出了重庆及湖北西部地区夏商时期巴文化很可能起源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观点，而对近20年来考古新发现的一些实物资料的分析，考古专家们对这些夏商时期文化遗存中的遗物（主要是陶器）反复进行排查、分析及横向比较后认为：“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巴文化的重要特征，与（该地区）土著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这种文化我们可称之为巴文化。”[76]近年由巴文化研究专家杨铭主编的《土家族与古代巴人》一书中在论及重庆和湖北西部地区考古学上的巴文化时也特别指出：“从三峡地区目前发现的几种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不同类型的文化看，它们自身不仅有一定文化因素，继承关系，而且与巴文化的关系更密切。”“三峡地区的不少原始文化遗存遗物与夏商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巴人遗存遗物，是一个不同时期自身发展先后继承与递变的关系，夏商时期的巴文化遗存是由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遗存直接发展而来的。”[77]巴文化研究专家管维良教授指出：“要探讨早期巴文化，我们就要从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进行追根溯源，探寻一下在巴文化之前的‘先巴文化’。先巴文化与巴文化之间是一种渊源关系，是先巴文化赋予了巴文化一种传统的文化特征，即是说巴文化从先巴文化中继承了一种文化传统。”[78]既然夏商时期遗存遗物主要来自于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那么，距今4000年以前的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就理应是巴族居民了，而所谓“巴文化”也就是在峡江地区的土著文化亦即“先巴文化”中发展而来的。
总之，无论从考古“地层学”层位及时代来考察，还是运用考古“类型学”的原理来对出土遗物进行比较，都具有说明巴文化起源于重庆、湖北西部地区“先巴文化”的论证依据。而地下考古发现资料与文献记载早期巴族活动的地理位置的基本一致，也能证明重庆、湖北西部地区巴族的起源应在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二 巴族与传说中的南方三苗民族
约在4000年前，在南方地区分布着许多氏族部落，史籍统称之为“南蛮”[79]。关于“南蛮”，史学界较一致的看法是，南蛮即指古史传说中的“苗民”。据《山海经·海内南经》郭璞注：“有苗之民，判入南海，为三苗国。”梁启超认为：三苗的“苗”就是“蛮”，系一音之转。尧舜时称三苗，春秋时称蛮[80]。又据徐旭生先生研究：“苗、蛮二声当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古史记载中的“三苗民”，其活动范围大致上就是《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所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又《史记·吴起列传》载：“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魏策》中记载的“衡山”，据钱穆考证：当在长江以北，即今河南南部的伏牛山。[81]“文山”大致应在鄱阳、洞庭间靠南部之地[82]。《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三苗，在彭蠡、洞庭之野。”《史记·五帝本纪》载：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淮，《正义》释为：“读曰江，今彭蠡湖也。”“荆州”在古洞庭湖、云梦泽的西岸，即今湖北荆州以及鄂西一带。至于尧南征三苗，当是由豫西南的丹浙水而下的，这在《吕氏春秋·召类》卷二十中有记载，其曰：“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丹水即今丹江，今伏牛山也正好位于丹浙水流域的东北侧，因此，古史中记载三苗的北界已达今伏牛山麓，是可信的。此外，《吕氏春秋·召类》还说：“舜郤苗民，更易其俗。”郤即却：打退的意思。《淮南子·修务训》卷十九也说：舜“南征三苗，遂死苍梧”。苍梧，即今湖南宁远县的九嶷山。高诱注：“三苗之国在彭蠡，舜时不服，故往征之，舜陟方乃死。时舜死苍梧，葬于九嶷山。”又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践位三十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巡狩”可以释为“征”的代名词。可见，《史记》所载可作为《淮南子》舜征三苗而死之说的佐证。至于舜是否在南征三苗的途中而死，尚难定论。从史料看，三苗与中原华夏相抗争，是可信的。舜死后，夏代的禹又率军南下，继续征伐三苗。《墨子·兼爱下》载：“禹之征有苗，非以求重富贵。”又“禹亲把天之瑞命，以征有苗……禹即克有三苗。”[83]即是明证。
关于三苗在南方活动的历史，文献和史籍中记载较多，专家和学者们的考证资料也较多，观点也基本一致，即古洞庭湖流域、汉水中下游、鄂西及长江三峡地区就是古史记载的传说中的三苗民族的活动区域。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对古史传说中的三苗民族的分布区域有了一些了解，现在我们根据以上所说的三苗地望，结合这一区域内考古发现的资料再来对考古学之谓的三苗文化分布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证明，在两湖地区确实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具有连续发展序列的原始文化系统，这个自身文化系统，其分布区域大致东至鄂东地区，南至洞庭湖流域，西至长江三峡地区（包括重庆地区），北至伏牛山麓一带。就考古发现资料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大致可将这些资料分为三个文化发展阶段。[84]通过近20余年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又找到了一些更早的文化遗存，同时也对相当夏商时期文化阶段的内容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到目前为止，所集资料则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的主要遗址有：宜都城背溪，秭归柳林溪、朝天嘴一期文化，宜都枝城北、金子山、孙家河、花庙堤，枝江红岩子山，重庆地区的丰都玉溪下层文化遗存、巫山刘家坝等。经研究并已初步认定，以上遗存应当属于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如城背溪遗址中出土的兽骨，不少已初步石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其上限不超过公元前6500年，下限为公元前5000年，较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早，被命名为“城背溪文化”。城背溪文化与中原裴李岗文化的时代大致相当，比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的时代上限可能偏早，是一种新的文化[85]。此外，分布于洞庭湖流域西岸的澧县彭头山遗址，比“城背溪文化”的时代还要早，据C14测定年代为距今7600-9000年，其时代特点显示出早于本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此考古学界认为应是一种新型考古学文化，并将其命名为“彭头山文化”[86]。略晚于“彭头山文化”的遗存又发现有石门皂市下层遗存，其年代距今约为6920-7210年[87]。至于鄂西地区的城背溪文化与洞庭湖流域彭头山文化的关系，据何介钧先生研究，“鄂西城背溪文化与洞庭湖区的彭头山文化，特别是与皂市下层文化，有众多相似的因素”[88]。可见长江中游地区的历史文化不仅悠久且地域宽广。
第二阶段的主要文化遗址有：巫山大溪、人民医院、江东嘴，秭归朝天嘴、龚家大沟，宜都红花套，宜昌中堡岛、清水滩、杨家湾，枝江关庙山，江陵荆南寺、毛家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黄冈螺蛳山，湖南澧县三元宫，丁家岗，安乡汤家岗、划城岗等。其北部汉水流域的枣阳雕龙碑、河南淅川下王岗等遗址中所反映的文化都曾受到过大溪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这一阶段约为公元前4400-公元前3300年，前后延续了大约一千年。
第三阶段的主要文化遗址有：宜昌中堡岛、清水滩、杨家湾、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松滋桂花树（中层），武昌放鹰台，洞庭湖流域的澧县三元宫，安乡划城岗，华容车轱山、长岗庙，汉水中下游地区的钟祥六合，天门石家河、邓家湾，京山屈家岭、朱家包，襄阳三步二道桥，郧县青龙泉、大寺，房县羊鼻岭，均县观音桥，河南淅川下王岗、黄楝树、下集等。据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并经校正，此阶段（即屈家岭文化后期）为公元前3000-公元前2600年。
第四阶段的主要文化遗址有：巫山跳石、锁龙、碚石，秭归下尾子，宜昌中堡岛、白庙子、下岸溪、路家河，宜都红花套、石板巷子，长阳香炉石，宜昌市城区望洲坪，枝江关庙山、仁家山，当阳季家湖、镇头山，松滋桂花树，江陵张家山、蔡家台、龙王庙、荆南寺，澧县王家岗、鸡叫城，安乡度家岗、划城岗，华容车轱山，湘阴青山，长沙月亮山，湘乡岱子坪，浏阳樟潭，鄂东地区的通山尧家林，蕲春易家山，汉水流域的均县乱石堆、花果园，郧县大寺，房县七里河，河南淅川下王岗，信阳阳山等。据放射性碳素测定并经校正年代，这一文化阶段的（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或称石家河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之内[89]。
较多的考古学者已分别从考古地层学、器物类型学等方面入手，对这一区域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作过一些研究，并一致认为：从大溪文化开始到长江中游龙山文化，其发展顺序相当明显，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龙山文化（即石家河文化）[90]，而前面说到的以“彭头山”、“城背溪”为代表的诸遗存，则又与大溪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总之，远古时期的巴族（人）在南方地区分布广泛，而巴族文化亦实属三苗文化之一脉，此一论断，我们可以引用以下研究成果予以佐证。
首先，早期巴人分布的区域，其地理位置超不出三苗文化的分布区域，巴人所处的时代与三苗文化的时代也大致相同，巴人早期遗存与该区域内原始社会晚期的遗存有着密切的联系，且该区域内的原始文化也正好在三苗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因此，可以推测，巴族实为三苗中的主要族群。
其次，三苗文化是南蛮诸部落民族文化发展的总称。关于三苗民族，顾铁符先生研究指出：“他们所以叫三苗，因为他的组成是蛮、濮、巴三个民族。”[91]这里的“蛮”，又称为“苗蛮”或“巴蛮”。《后汉书·南蛮列传》载：“巴郡南蛮。”相传廪君是清江巴人始祖，故清江巴人又被称为“廪君蛮”，“实际上还是巴之先，巴蜀之苗”。[92]而“濮”，亦称“巴濮”，《方言》载：“巴、濮之人自称‘阿女易’。”古时巴、濮通常联称，据此，学者们研究认为：巴即濮，濮即巴。[93]由此可见，三苗三族之“蛮、濮、巴”，实皆“巴族”。尹盛平先生研究认为：巴人其始应出自苗蛮。[94]又据干宝《搜神记》，谓：“江汉之域，有躯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再据《晋中兴书》，谓：“賨者廪君之苗裔也。”即指江汉、渝水广泛地域内的原住民皆廪君巴人后裔。虽然，关于“賨者”为廪君后裔尚存争议，但古賨人为尊伏羲为始祖的巴人则无异议。以上考证及史籍记载也说明巴人为三苗的主要族群。
再次，远古时期的巴人曾以“蛇”为本民族的象征（《四川文物》）1994年第2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巴），虫也；或曰：食象蛇。”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有学者对殷商甲骨文的“巴”字作过解释，认为甲骨文的“
”字皆作“蛇”形，若联系汉字和古代传说，“
”字疑为“巴”的象形初文[95]。
《淮南子·本经训》载：“尧之时……修蛇皆为民事，尧乃使羿……断修蛇于洞庭。”《山海经》、《孟子》、《淮南子》、《寻阳记》、《路史》等书中亦皆有“巴蛇”在洞庭湖流域活动的著录。“羿断修蛇于洞庭”，“羿屠巴蛇于洞庭”。这里的“修蛇”，指的就是“巴蛇”。众多史学及考古学者认为，“羿屠巴蛇于洞庭”的史实应该是：尧时，中原华夏使羿南征巴人，曾在洞庭湖流域杀戮了大批的巴人（巴蛇）。据《寻阳记》载，所屠巴蛇，“其骨为陵，世为巴陵”，这与古史传说尧、舜、禹时期南征三苗（巴蛇族）的历史记载完全相合。
《山海经·海内经》还记载：“南方……有人曰苗民（郭注：三苗民也）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猿，左右有首。”这里所说的苗民也就是远古时期以“蛇”为图腾的巴人（巴蛇）。从事神话学的研究者也曾对文献史籍记载中的苗、蛮解释说：所谓“苗、蛮之字，皆源于古苗语mang（蛇），即古代之所谓龙（上古音mang）”[96]。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亦可认为，古三苗民主要指生活在南方的以蛇为图腾的古代巴人。
对重庆地区远古文化遗存的认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模糊不清。而近20年来，我们从考古发掘中获知，该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初期开始，至新石器时代末期直至夏、商代，其间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化遗存，都有发现。经过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资料的整理、比较和研究，现已基本弄清楚了重庆地区整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其发展序列是：
鱼复浦遗存（与巫峡东部地区长阳桅杆坪遗存的年代相当）→玉溪遗存（与巫峡东部地区城背溪文化遗存的年代相当）→哨棚嘴一期文化（与大溪文化遗存的年代相当）→哨棚嘴二期文化（与鄂西地区屈家岭文化遗存的年代相当）→哨棚嘴三期文化（与鄂西地区石家河文化遗存的年代相当）。年代距今大约在1万年至4000年，其后与夏商时期文化遗存衔接。
由于过去重庆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开展较少，故对其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面貌不很清楚，因此专家们在讨论该地区的原始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时留下了悬念。如今，这一地区考古学发展序列及文化面貌已基本清楚，因此如前所述，其新石器时代人类应该也是远古时期的巴族。鉴于此，我们同样应将重庆地区考古发现的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归属到三苗文化的范畴了。
三 关于三苗民族西迁
关于远古时期三苗民族西迁重庆的历史，由于过去重庆地区考古发掘工作开展迟缓，其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仅零星几处，故限于材料而无法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如今，随着重庆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全面展开，大批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已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现在再来讨论三苗民族西迁的问题，就有依据了。笔者试从两个方面着手做如下研究。
第一，关于远古时期三苗民族西迁的历史，文献史籍是有相关记载的。《淮南子·修务训》载：“尧……窜三苗于三危。”《尚书·尧典》也载：“（舜）窜三苗于危。”《孟子·万章上》记曰：“舜……杀三苗于三危。”如此看来，尧、舜时期，三苗民族似有西迁至三危的事实。《史记》更明确地记述：“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此处的“三危”，其地在何处呢？多数学者认为是在甘肃地区，也有学者认为是在云南地区，还有历史地理学者认为是在四川。据唐嘉弘先生考证：“实际上，当时三苗迁徙之地并没有这样遥远。《尚书今古文流疏》中《尧典》疏释：‘三危在岷山西南’，甚为恰当……《禹贡》又记：‘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岷山山系多在横断山脉之间，其间江川基本南流，当然是‘入于南海’了。”[97]又据梁钊韬研究，“南方的三苗集团，根据西汉韩婴《韩诗外传》记载，他们分布在岐山之南，嘉陵江、岷江上游，沿长江至洞庭湖、鄱阳湖一带”。[98]据研究，“这里的‘岐山’，应该就是吴起所指的‘衡山’，即今天的伏牛山，而洞庭以西至嘉陵江、岷江上游一带，可能是丹水之战后，三苗不断西迁的结果”。[99]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应该是正确的。
三苗民族主要活动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川东地区的重庆与湖北、湖南连接，远古时期的三苗民族在遭到北方华夏集团的屡次打击下，最后溯长江西上或向洞庭湖西南迁移，从地望上来看，这是很自然、最便捷的路线了，沿长江西上过重庆再向川西地区迁徙这也是很符合实情的，更何况重庆地区在远古时期本来就是三苗民族中巴人的分布范围之一。
第二，考古发现资料方面，亦能资佐证。重庆地区长江及支流沿岸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早期遗存虽有的破坏严重且仅有零星陶片出土，但仍有玉溪遗址保存较好且出土遗物丰富。经对玉溪遗址的发掘和资料整理，发现其文化面貌比较原始，而其中陶器的器形与制作，与长江西陵峡出口处的鄂西、湘西地区的“城背溪文化类型”（湖北）、“石门皂市下层文化类型”（湖南）等遗存中的出土遗物相似，距今年代约7000年[100]。由此可见，早在距今大约7000年时，活动在这一地带的居民应该是从三峡东部两湖地区迁移而来的。这是目前重庆地区考古发现最早的与三峡东部地区有密切联系的遗存。
而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存要相对较多且较为完整。在瞿塘峡以东地区，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有以巫山大溪为代表的诸遗址，这类遗存属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系统。在瞿塘峡以西地区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有典型的大溪文化遗物，但数量不多，这些大溪文化遗物很容易识别，应该是大溪文化器物的直接使用，非本地生产。忠县哨棚嘴遗址是目前瞿塘峡以西地区考古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遗址之一，其“哨棚嘴一期文化”，年代大致与三峡东部地区大溪文化中、晚期相当，约在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之间。这是瞿塘峡以西地区的一种土著文化，或许正是因为有该土著文化的存在，从而遏制了大溪文化的西进[101]。大溪文化的主体始终没有在瞿塘峡以西地区发展起来，但也有少数大溪文化的居民已向瞿塘峡以西甚至向重庆腹心地区的丰都一带迁徙了。同样，在瞿塘峡以西地区也发现有属于哨棚嘴一期文化的典型遗物，说明此时期这一地域的原始居民已互相往来。
重庆地区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较多，其大致又可分早、晚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偏早阶段的年代基本上与三峡东部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相当，较有代表性的遗址有忠县哨棚嘴、中坝，丰都玉溪坪等，遗址地层中都发现有属于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物。不仅如此，在不少的这类遗存之下又往往叠压着更早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层，之上还叠压着更晚一些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或夏时期文化层。偏晚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大致与三峡东部地区“石家河文化”相当。对重庆地区这类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以“文化”命名的有忠县“哨棚嘴文化”、“中坝文化”、“丰都玉溪坪文化”、奉节“老关庙文化”、巫山“魏家梁子文化”，这些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都与三峡东部地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年代相当，距今年代约在5000-4000年前[102]。值得注意的是，在重庆地区考古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典型遗物常有发现，但仅占次要位置。此外，丰都玉溪坪文化的遗物在三峡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也有发现。
三峡东部和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城背溪文化、中期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遗存遗物在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多有发现，而且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越来越多。毫无疑问，这些遗存遗物的出现表明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的各历史阶段，长江中游及鄂西地区的原始人类长时间、不间断地向西迁徙。不仅如此，在嘉陵江中上游和川西平原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同样也发现有属于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遗物，对这一现象，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注意到了，他指出，“从黑陶器物陶鬶”、陶豆出土地址的分布，可以清楚地看出古代四川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其主要“道路应是沿江西上的”[103]。据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孙华研究分析：“我们知道，石家河文化早期与屈家岭文化晚期一样，是江汉地区古文化的一个发展高峰期，宝墩文化中出现的石家河文化因素很可能就是石家河文化强盛之时向西辐射四川盆地所致。”[104]21世纪初，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曾对成都平原古城遗址资料（包括一些出土遗物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宝墩等古城的城垣筑法、陶器遗存中的灰白陶以及圈足上的镂孔风格，并结合古史传说，推测宝墩文化是因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的进入而突然兴起的。”[105]
显然，考古学文化资料证据确凿，从距今7000年开始到新石器时代末至夏商时期，长江中游及鄂西地区的远古居民有着长期地不间断地向重庆、四川盆地移民的历史。结合文献史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传说时期的“三危”地望，当时活动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古三苗民族被活动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华夏族战败后被迫沿长江西迁，迁徙中沿长江遗留下了大量遗物，这些遗物的发现为我们研究三苗西迁重庆、四川至三危的观点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四 余论
对重庆地区原始民族之由来及与周邻地区民族的关系问题？除文献史籍的记载和考古发现资料提供的证据以外，从事人类学、民族学、医学的专家们还展开了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以及汉代遗址和墓葬中人骨体质特征的检测、DNA检测和分析，获取了该地区远古时代、青铜时代、战国和汉代居民之由来的一些重要线索。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三峡南岸清江流域长阳深潭湾一崖穴中清理出了100余具商代至战国时期的巴人人骨标本。这批人骨标本资料齐全，男女老幼都有。现在，这批人骨标本已成为我国青铜时代人骨研究资料中华中地区的代表组。
经对鄂西地区这批巴人人骨标本进行测定并结合我国境内南北各地考古发现的一些重要人骨体征标本的比较和综合分析，尤其在对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人骨体征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长阳青铜时代居民应由长江南部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其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人骨标本的体征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据深潭湾这批巴人人骨标本所反映的情况，张振标等研究者指出：“这一发现，使人们有理由推测长阳地区青铜时代的居民体征可能由清江流域或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体征发展而来。”[106]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刘武专门对这批人骨标本的乳齿特征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揭示出长阳青铜时代人类乳齿形态特征的出现频率及表现特点与现代蒙古人种较为类似，形态特征具有现代蒙古人种的普遍特点，在体质特征上具有明显的华南人或南亚蒙古人种特征[107]。支持了张振标对这批人骨标本测定后的一些认识。
在对这批人骨体征进行比较研究的同时，研究者又结合现代居住在鄂西地区的土家族居民的体征类型进行了比较，其结果是：“现代土家族居民的体征类型应从清江流域或新石器时代居民，经以深潭湾为代表的青铜时代居民发展而来。”[108]这也就是说，在鄂西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开始（距今约6000年），往后一直到现代土家族居民，其人体的特征变化不大，始终保持着一个稳定的发展趋势。这与我们考古发现的这一地区的原始文化序列即大溪文化→夏商文化→周文化→汉文化的情况，是相符合的。
20世纪8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三峡地区的巫溪南门湾崖葬墓群中的一号悬棺（编号M1）进行了清理，据从棺内随葬的铜兵器分析，研究者认为墓主人应与战国中、晚期活动于三峡地区的巴人有关。[109]1996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在对中国人类基因进行研究的同时，专门赴三峡地区对巫溪南湾M1墓主人进行了基因分析，在分析的同时，研究者又对现今生活在南门湾附近的川东及鄂西的土家族居民进行了基因分析，在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古时南门湾一带的人群与现在渝东、鄂西地区的土家族居民的基因是相同的。现代高科技研究证明，战国时期渝东地区的居民与现在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土家族居民是血脉相连的，或者说：“悬棺葬（崖葬墓）墓主的后裔就（活动）在长江三峡及西、南周边地区。”[110]
20世纪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庄孔韶教授等一行数次赴鄂西、重庆地区，与重庆市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当地有关文博单位联合对这一地区东周时期巴人墓葬中的人骨进行了血液基因分析，同时又在当地土家族居民中选出数人进行了抽血化验分析。经对古代巴人与现代土家族居民的血液成分比较，得出的结果是：现在该地区的土家族居民与古代巴人人体的基因成分是基本相似的。[111]
2001年，复旦大学文博系在万州石地磅发掘了一批古墓葬，经对其中两座汉墓（M1、M2）人体肢骨和牙齿的DNA检测分析（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检测），初步推断M1墓葬个体极有可能为南方土著居民，而且在族属上与百越民族相去甚远，与汉藏语系民族或三苗民族的亲缘关系较近。[112] 从重庆地区及邻近的长阳等地考古发现的巴族居民之人类“体征学”、“乳齿形态特征”、“血液基因”、“DNA分析”等诸多研究和分析结果中，我们同样可以获得重庆地区远古时代巴族居民由来于南方土著民族（三苗民族）的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