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以时间来区分，湖广填四川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移民入川的初期阶段，大体是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此时期清廷虽然占领四川，但不久就发生三藩之乱，以致移民填川的效果很差。
移民入川的第二阶段，大体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乾隆六十年（1795），长达 112 年。这期间，由于清廷官方颁布“开荒即有其田”等土地政策，由此带来了大规模的移民四川热潮。
而移民入川的第三阶段，则是从嘉庆元年（1796）算起，到大概同治年间（1862-1874）终止。此时期，四川爆发“白莲教起义”，再度发生内乱，加上土地已基本被早期移民瓜分殆尽，所以仅有少量移民入川。
有研究表明，明清鼎革之际，中国进入了第4个灾害群发期，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加上地少人多，于是，在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整个清朝时期共有20多万人选择了移民四川。
当时，世居福建漳州府南靖县隐溪的陈氏，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后，整个家族就有2000多口人集体移民四川，并落户在四川金堂。
乾隆十七年（1752），原籍福建漳州府龙岩州溪口县万安里、时年40岁的徐美周，带着28岁的妻子韩氏，用一个箩兜，一头挑着6岁的儿子，一头挑着仅有6个月大的女儿，就这样靠着步行和肩挑，硬是走到了四川，并落户在了今天的重庆市大足县。
当时，湖广填四川的道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由长江水路入蜀，第二条是由川北的川陕周边旱路入蜀，第三条是由贵州旱路入蜀。
由湖北、湖南入川的移民，最常走的是第一条的水路；由陕西一带入川的移民，则喜欢走第二条；贵州本省、广东、福建、湖南靠贵州地区的移民，则喜欢走第三条。
远离故乡的路，并不好走。
康熙四十七年（1708），来自湖南零陵的王氏兄弟，就记载了他们“阅巫山，度巫峡，历夔关，两岸猿声酸他乡之客，轻舟万重波惊失路之人，早行夜宿，亦步亦趋，经月余”，最终从湖南零陵经长江水路，抵达四川简阳的过程。
第五部分
最早移民四川的路，也是冒险者和苦难者开拓的。
康熙年间，已经50多岁的广东连平人谢子越，听说四川经过长期战乱后“土旷人稀”，毅然认定这是“豪杰可乘之机会”，于是“挈眷西迁”，最终落籍成都华阳。
原籍广东长乐（五华）的教书先生范端雅，则因为饥荒走到了四川。
雍正年间，粤东地区连续多年旱灾饥荒，面对当时家乡“凋敝未复”的窘困局面，这位私塾先生奋然而起说：“丈夫志四方，奚必株守桑梓。吾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以行乎？”
于是，在饥荒和冒险主义的驱动下，范端雅最终带着5个儿子一起移民到了四川，并落户在四川叙永。
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从湖北湖南邻近一带入川，最快也要一个来月。更远的例如从广东、福建等地出发，则最快也要三个多月。由于路途遥远，很多人为了移民四川，不惜变卖家产、倾尽家财出行。
雍正四年（1726），来自广东兴宁的廖奕珍，就将全部家产变卖后，取得现金120多两银子“入川”，当时，廖奕珍带着妻子彭氏和年龄分别为16岁、12岁和8岁的3个儿子随行，当他们一家5口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四川荣昌县西街歇息时，已经用光了全部盘缠。
“斯时也，盘费既尽，家无斗筲，举目无亲，借贷无门，拮据瘁瘩，固所难言。”
为了冒险到四川寻找幸福生活，来自广东长乐（五华）的钟宏予，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带着三个儿子一起启程入川，当走到湖南浏阳时，钟宏予已经是身无分文。钟宏予只得带着三个儿子留居在湖南浏阳，靠着砍柴卖柴为生，经过“奋力斩棘披荆，樵采三年，珠积寸累”，才终于攒了100多两银子。
于是，雍正元年（1723），钟宏予带着三个儿子再次出发，最终历时40多天，步行到了四川简阳县踏水桥，并在当地安家落户。
来自广东的曾廷槐，也在康熙年间带着弟弟们从粤东出发入川，当步行到半路时，他们的路费已全部用光。当时，曾廷槐的六弟和七弟都还小，于是二弟主张将两个年幼的弟弟都给卖掉来换路费，曾廷槐坚决反对。他说：
“兄弟同气也，忍割同气以自生乎？亲灵必难相容也！”
于是，曾廷槐将自己穿的衣服和妻子陈氏的首饰全部卖掉“以资前行”，最终才得以步行到了四川金堂，后来，他们落户在四川简阳，并以租田耕耘谋生。
蜀道难行，蜿蜒崎岖，却也彰显情义。
康熙年间，来自湖南安化的谌安仕，靠着一根扁担和两个箩兜，将两个年幼的弟弟谌安忠、谌安位，一路挑到了四川三台县景福镇。二十多年后，弟弟谌安忠娶妻生子，他的后裔为了纪念伯祖谌安仕疼爱弟弟们的情义，特地在景福镇建了一所“笃祜祠”来纪念谌安仕，这座祠堂有一副对联，联文写的是：
友爱笃前人，三千里外双肩弟；贤劳感后辈，二十年来一报功。
第六部分
入川路上，虎患也是严重的考验。
康熙十年（1671），四川广安邓氏家族的祖先之一邓绍祖，在从广东返回四川广安的途中，“为虎所食”。
清朝初年的四川地区，在顺庆府和保宁府，甚至发生老虎成群游荡吃人的现象。清初文人沈荀蔚就在《蜀难叙略》中记载，顺治八年（1651）春：
“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乃闻川东下南尤甚。自戊子（顺治五年）已然，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
沈荀蔚记载说，由于虎患太过严重，当时在四川省内的移民如果要去河边取水，甚至要组织一帮人马，敲锣打鼓持火把、拿着武器才敢出门，以此来恐吓老虎，但即使是这样，在清朝初年的四川，还经常听说某某州县的人，全部被老虎吃光了：
“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遗民之得免于刀兵饥谨疫疠者，又尽于虎矣。”四川广安文人欧阳直在《蜀乱》这本书中记载说，当时移民入川的风险非常大：
“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楼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闻，闻亦不信。”
欧阳直记载道，有一年夏天，他乘船从宜宾去泸州，竟然见到长江两岸的沙滩上，有许多又肥又壮的老虎在晒太阳。船靠泸州时，又见数十只老虎“逍遥江边，鱼贯而行”。欧阳直有一天晚上夜行，竟然在月光下见到四只老虎，幸亏藏匿在草间，才得以幸免于难。
而比残酷的虎患更恶劣的，是移民环境的恶化。
在清廷的政策鼓励下，整个康熙年间（1662-1722），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广西、福建、贵州、云南等地的移民前后达155万人之多。到了雍正时期（1723-1735），由于开始丈量土地，限制人口流入，此时移民潮有所降低。但到了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清廷再次放开限制，前往四川的移民又增加了420万人。
由于移民剧烈猛增，后来的移民已经错过了早期通过“插占”即可大量占有，或廉价购买土地的黄金时机。于是，在乾隆、嘉庆年间，经历千辛万苦抵达四川的移民们尴尬地发现，四川早已并非先祖们传说中的天堂。无奈之下，他们只得靠着帮人做佣工，或者租田佃种方式谋生。
到了乾隆时期，整个四川的土地已经是“开垦殆遍，几于野无旷土了”。乾隆八年（1743），四川巡抚纪山在奏疏中说：
“查湖广等省外来之人，皆因误听从前川省地广人稀之说，群思赴川报垦，不知川省已无荒可辟。”与康熙年间抵达四川、许多能当上地主的农民不同，到了乾隆年间，四川即使是荒山野岭，也几乎已开垦殆尽。
定居于四川成都龙泉十陵的卢氏人川始祖卢仁彦，当初就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从粤东历经三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才抵达四川华阳。
满以为是到了黄金天堂的卢仁彦，此时才发现四川已是无地可占。无奈之下，为了养家糊口，卢仁彦在抵达四川华阳的第三天，就开始帮别人耕田。他的二儿子帮人做佣工，三儿子则帮人放牛来谋生。
原籍广东兴宁的14岁的客家少年刘秀标，在入川抵达重庆江津县油溪镇后，以帮人放牛谋生。
所幸这家女主人很有同情心，把他当做儿子一样照顾，到了晚上还帮刘秀标缝补衣服。由于刘秀标的衣服长期没有洗涤，不仅又脏又破，而且长满跳蚤，为此女主人还将他的衣服拿去“蒸湔”。
此前，刘秀标的兄长刘秀桂先行入川，当刘秀标找到哥哥时，才发现兄长由于帮别人当石匠，不小心被石头砸伤了脚，“成脓疮”。于是刘秀标到处为哥哥求医问诊，好不容易把哥哥的脚治好后，兄弟俩却花光了所有的钱财。无依无靠的两兄弟，最终在重庆街头被迫沦为乞丐。
而刘秀标、刘秀桂兄弟的遭遇，也是湖广填四川期间，部分赤贫移民艰辛生活的一个缩影。
第七部分
至此，在进入嘉庆年间（1796-1820）后，随着四川土地的开垦殆尽，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最终逐渐减弱，并在同治年间（1862-1874）后彻底消失。
历经从顺治十六年（1659）到乾隆六十年（1795）前后断续的移民潮，在湖广填四川近600万移民的补充下，四川的人口，从康熙二十年（1681）的大约50万人，逐渐恢复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231.6万人。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实际人口突破了1000万。
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四川人口已达到2071万。宣统二年（1910），四川人口更是达到了4800万。而四川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依托四川、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伟大的根基。
可以说，今天的四川人，融合且激荡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我们唇齿相依、自古一系。
而故乡，始终是难以忘却的存在。
在先祖移居四川一百多年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后来位列“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进士、刑部主事刘光第（1861-1898）回到了福建武平的先祖故乡。
刘光第的先祖，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从福建武平县湘坑湖村，移居四川富顺县杜快铺卢家嘴。
作为四川刘姓族宗返回原乡第一人，当刘光第返回福建武平时，宗亲们特别为他在祠堂举行了接风宴会，并引领他祭拜祖先灵位。
此后，刘光第还脚穿麻布草鞋，跟随宗亲祭扫祖墓。为此，刘光第特地写了一幅对联，联文曰：
数千里闽蜀一派源流；十几世祖孙同年乡会。
为了寻找故乡，民国军政强人杨森（1884-1977），和他的祖先们，则整整找了200多年。
当初，杨森的先祖杨兴阶，于康熙年间（1662-1722）从湖南衡阳县草塘村移居到了四川广安，到了民国初年，杨家在四川已繁衍9代，杨森是第7代孙。杨兴阶在临死前曾经嘱咐子孙们说：“我的老家在湖南衡阳草塘，你们有机会时，要去寻宗认祖，切莫忘记。”
杨兴阶的这个口头遗嘱在四川广安杨家世代相传，但子孙们传到后来，却把“衡阳”两个字给传漏了，成了“湖南草塘”，但湖南有70多个县，“草塘”究竟是在湖南哪里呢？
一直到1937年，杨森带领军队出川抗日，入湖南设防时，几经周折，终于获悉草塘村是在衡阳。
为了迎接杨森回乡认亲，1941年夏天，湖南衡阳草塘村杨氏宗亲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返乡认亲仪式。杨森则为草塘村的杨氏宗祠题写了对联：
数传自巴蜀归来，得拜祖宗，欢腾一族；千载冀衡湘子弟，共矢忠勇，捍卫中华。返乡认祖后，杨森特地在草塘村住了4天，以此怀念乡情。
而记载祖先于乾隆时期，从广东兴宁移居四川奉节的《刘氏考订族谱》，则有一副联诗写道：
骏马骑行各出疆, 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皆吾境, 日久他乡即故乡。
他乡吾乡，从湖广到四川，作为中国人，我们始终不曾分离。
参考文献：
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王炎：《“湖广填四川” 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田光炜：《“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四川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张敏等：《明末清初 “湖广填四川 ”人口迁徙及其影响》，《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李 华：《浅谈“湖广填四川”对巴蜀地区的文化影响》，《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