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原乡篇

第一章  访族谱观来潮

移民大潮来有痕，去留踪。作为私家档案性质的族谱，在记录下家族世系渊源和人口繁衍历史的同时，也把移民运动潮起潮落的蛛丝马迹留给了后世。如欲闯进他们生存的领地，必先破解档案中留下的”密码”，然后才有可能找到叩开原乡大门的钥匙。

一、族谱背后的故事

当我们为着研究”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为着探访”湖广填”移民运动大潮的源头，而把某个家庭、家族、宗族作为研究对象，对它进行系统考察时，族谱无疑是最理想的参考资料。

充当本篇解剖对象的陈氏家族，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移民入川，最初寓居于顺庆(今南充市)、遂宁(遂宁市)，继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选择在潼川府三台县柳林坝(今属绵阳市三台县潼川镇长坪办事处)定居。该家族定居三台百年后，于同治四年(1865年)编纂刊刻了一部族谱–《陈氏族谱》。

摆在面前的这部族谱，尽管经历了130多年的沧桑风雨，但在封面的左上方，仍依稀可见刻本的原谱名一一”陈氏族谱”4个大字，而在它的右下方，还保留着显示持谱人身份的三字题名：”光赞置”。

通过近距离观察，发现这部族谱普通平凡，朴实无华，显示出来的是一身下层平民的打扮：开本高25．5公分，宽15．5公分，毛边土纸印刷，原编号共221页(双面折页)，用线装订。原刻本天头地角印有由外粗内细的线条组成的边框，折页上部顶框处印有鱼口。每页9行，每行最多24字。刻工精细，印刷清楚。由于它是代代相传的私家族谱，故在传承的过程中，有的支派又在相关部分增加了一些活页。活页纸一种是与原刻本相同的土纸做的，同样印有边框，只不过是细线，每页还印有四道直线。这部分活页纸似是本谱刻印后统一印发的。另一部分则是自加的白页，为有光纸，明显是1949年前后所补充的。这部族谱除前20页左上角部分页章稍有蛀蚀(无碍辨认)外，基本上保存完好，实属万幸。

我们知道，提供给研究者使用的族谱，可以是来自图书馆、档案馆的藏品，也可以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稿本。其中，尤以来历清楚、留存在民间的藏本，研究价值最高。摆在面前的这部《陈氏族谱》，就是这个移民家族中长房后裔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珍品。说起这部族谱的来历，背后还藏有一个曲折感人的故事：

那是距今138年前，即清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十五日，一个阖家团圆的夜晚，在陕西省汉中府东关外王姓宅内，有一个四川籍中年男子，身患重病，奄奄一息地躺卧在床上。他仰望头顶一轮朦胧的月亮，不禁潸然泪下。他自知来日不多，有家难回，不胜感慨唏嘘。10天后，他以43岁之身，客死异乡。死后，就地掩埋在王宅附近一个叫王家嘴的地方。这个四川籍中年男子名叫陈光赞，就是面前这部族谱的持有人。

陈光赞是这个从福建迁川的移民家族的第5世孙，自入川开基祖陈时安定居三台县以来，该家族也同其他迁川家族一样。大多没有袭用原乡世系的字派，而是根据在川的实际情况，重新立下了：时、兆、元、启、光、先、德……的字派，供后世子孙们按序排定字辈。开基祖陈时安膝下育有10个儿子，其中4人出生于福建，6人出生于四川。在10个儿子中，除第二子在途中早亡，第三子过继与兄长陈辉胤另立门户外，其余8个儿子共组一个大家庭，聚居于三台县杉林坝。

陈时安去世后，这个大家庭失去了凝聚的核心。仅仅维持了一段时间，到了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终因人口繁多，家务难支，而不得不由族长主持，将家产分为8份，各自立业发展。在这次分家过程中，作为长子的陈兆深，就是当年迁川时那个年仅12岁的大哥，主动要求带着长房，离开柳林坝，迁至城南45里外一处条件最差的祖业一乐嘉乡樊家沟定居。

又过了若干年，当传到他的孙子陈启明时，由于家产尽失，长房后裔仅靠佃耕过日。随着人口不断膨胀，这个家庭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为了减轻家务负担，陈启明不得不决定再次分家。在第二次分家的过程中，年近六旬的陈启明，把仅有的一点家产平分给4个儿子，以便让他们自立门户。这年为咸丰十年(1860年)。长子陈光谱、次子陈光赞已经娶妻，独立成家，三子早已过继族人，四子陈光诰尚未成年。作为二儿子的陈光赞，大概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走异乡，随着那时由川迁陕的人群，一直在四川绵阳、陕西汉中一带，依靠打工谋生。

岂料过了不久，一连串的不幸遭遇相继降临到陈启明的家中：长子陈光谱于同治元年(1862年)去世了；5年后，次子陈光赞又客死异乡。就在陈光赞去世前一年，他还遇上一件喜庆事：在柳林坝发迹的陈氏家族筹备了将近百年的《陈氏族谱》终于刊印了。那时，陈光赞正好在家，作为长房后裔的代表，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房人的族谱保管者、持谱人。他也因此在这部新置的族谱上，端端正正地题上”光赞置”3个正楷大字。未曾想到，一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以致这3个字竟成了他留在这个世上的绝笔。

陈光赞有3个儿子，他死的这一年，长子先朗17岁，次子先亮7岁，三子先畴刚满3岁。家庭顿然失去支柱，仅剩下孤儿寡母4口人，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陈启明在连失两子的重大打击下，三子又早已过继，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唯一一个儿子–四子陈光诰身上。当时，陈光诰也已单独立家，但膝下只有一女。为了解决二儿媳一家4口人的生活困难，他们想到了在家族内部过继和交换子女，经商量决定，由弟弟陈光诰帮助哥哥抚养其3岁的幼子先畴，同时把自己的女儿交换给二嫂(即光赞妻)，以帮助其维持家计。此举既能减轻光赞去世后家庭的负担，又可以使光诰不致断后。陈光赞死后，这部族谱又回到了其父陈启明手中，以至在这部族谱上留下了多处由陈启明批注的有关族内事务的手迹。陈启明逝世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去世之后，由他保存的这部族谱，以及其他相关的家族文书，理当传给他唯一的儿子陈光诰。陈光诰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卒年失载。由于他膝下只有一个过继子陈先发，所以在陈光诰死后，由陈启明传下来的这批包括族谱在内的家族文书，自然名正言顺地落到了陈先发的手中。

根据族谱记载，陈先发膝下有2子3女，长子失载，次子陈德富。陈先发卒于民国13年(1924年)，在他去世之后，这部族谱自然又传到了陈德富的手中。在陈德富收藏的族谱中，保存了两页出自他的亲笔、书写在红纸上的有关自己祖先的世系名录。名录中，他把自己之前的7代祖先，分别标注为：”太始”、”烈”、”天”、”高”、”曾”、”玄”、”祖”等7个等级，以承家族的绪统。这个世系名录中，陈德富在陈光赞的名字上，直接写了一个”祖”字，表明他的身份，正是持谱人陈光赞的嫡孙。对乡间文物古迹造成最大冲击的，当数”文化大革命”。迫于政治压力，当时许多人为了与”四旧”划清界限，开始把一些旧书、族谱之类的古董拿出来自行烧毁。表面看，陈德富也在紧跟形势，抄写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平时设在堂屋壁上的神龛，也被悄悄地转移到了木板楼上。但他就是不忍把装在一个木匣子里的族谱和文书付之一炬。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年轻时曾经教过几天私塾，算是有一点文化知识的人。他一生经历过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的巨变，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他不仅忠于职守，保存祖上传下来的族谱，而且还不断地在族谱上补充新的内容。当记录家庭人口繁衍的接力棒传到他手中时，他又像他的父辈那样，坚韧执著地把家庭人口的变迁情况记录下来，直至他生命终结时为止。令人感叹的是，他是那样忠于职守，连先于他8个月去世的妻子的有关情况，包括告终的时间、地点，安葬的坟墓位置等等文字，也都是由他一丝不苟地亲笔书写在谱上的。

这一举动反映了人们对于家族历史的重视，同时也是家庭生命力的表现。正如孙达人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在族谱的背后，埋藏着任何力量也难以抑制的”民族生命力”。族谱的传承过程，就是例证。

二、族谱里面的学问

族谱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信息，是研究”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但是，在如何理解并运用族谱资料来研究这一课题上，却存在着水平高下之分。这是因为族谱里面大有学问。如果不仅仅满足于从族谱上寻章摘句地援引一些文字，就应当多懂得一些有关族谱的相关知识，应当进一步弄懂这个家族是如何构造本族的历史。只有读懂了族谱，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族谱在研究中的功效。

我们知道，族谱并不是专门为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它仅是该家族成员出自于阐明自己祖先来源和本家族历史这一动机而编纂的”历史”记录。也就是说，族谱在成为历史学家使用的材料之前，它本身已包含了对本族过去历史的解释与叙说。

族谱是关于家族历史的记录，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史，而仅仅是对始祖以来父系亲族的记录。这种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回忆和追溯，它不是对家族成员在世时生活的描写，而是在该成员去世后，才对他的生平以及相关情况进行总结式的评述。由于家族成员是在一种不断迁移、定居、出生、死亡的周期中繁衍生息的，而族谱的编修又是受一定经济条件的制约，新谱的编修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过程，因此，一般族谱只能是在一个时段内，有关这个家族的累层式的追溯过程的产物。为此，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从族谱文本表层所描绘的现象世界入手，进入到文本深层所内含的意义结构，并进而发现族谱背后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

为了认清族谱背后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我们不能不首先从族谱的产生沿革说起。根据学者研究，中国之有族谱，可以追溯到夏朝。魏晋时期，世家大族修谱之风盛极一时。隋唐两代，氏族门阀观念仍然很盛。经过五代十国战乱之后，门阀世族残余不复存在，世家大族的族谱大都散佚无存。宋代以后，由本族人自己编修的私家族谱，适应了社会变化的需要，一种由士大夫书写的、体例完整规范的私家族谱开始在全国各地流行起来。随着宗族活动的变化，修谱之风南方盛于北方。但是，由于紧随其后的大规模的元朝灭宋的战争，又使这些谱牒焚之一炬，以至到了清代，史家章学诚叹息：”宋人谱牒，今不甚传。”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宗族活动在全国的盛行，民间又一次掀起了修谱的热潮。私修族谱卷帙浩繁，并且大都以宋朝所创造的模式为蓝本。

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族谱，大多为明清以后编修的。在四川地区，尽管在我们征集到的一些私家族谱中，发现有为数不少的唐宋时代文化名人撰写的序文，但这些文字大多不见于他们本人的文集之中，其真伪尚待考证。就算这些序文是唐宋名公所作，也不见得能够证明该族谱就是那个时代的出品。

近年来，在四川泸县牛滩镇玉峰村大坡出土了一座南宋时代的古墓，在墓中发现了一通额书”张氏族谱”4个大字的石碑。

根据碑文记载，该张氏家族的始祖名张悦，字吉仙，原籍资中，后由资中迁至泸县，已传五代，诗书传家。碑文还记述了嘉熙三年(1239年)全家躲避蒙古兵战乱的情况。虽然这通”石质族谱”不是那个时代族谱的原型，其作用仅略当于传统的墓志而已，但据此也可看出，宋代私家编修族谱之风已经开始深入到民间。

与全国现存族谱主要出自明清及其以后时代略有不同，四川现存族谱则很少发现有明代的藏品。这主要是因为四川在明末清初整个社会经历了一场大的浩劫，导致旧的族谱散佚，宗族世系混乱。即使明代以来就在四川定居的土著居民，到了清初编修族谱，追忆其祖先来历时，也不得不从清初从头续起。而来自省外的移民，其开基祖的迁川活动，本来就是从清朝前期开始的。因此，就整个全川的族谱编修时代而言，绝大多数都是清朝以后，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产物。

那么，清初以来迁居四川的移民及其后裔们，是如何通过族谱来记录他们祖先家世的呢?换言之，他们究竟以什么方式来构建先辈们迁川的创业历史呢?根据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研究广东族谱的成果表明，每次修谱的资料来源，都包括了口述资料的成分，即使根据祖先神主作为主要依据，祖先之间的关系，也需要依赖口述记录。更何况第一次修纂族谱的时候，可以想象必然是以口述资料作为主要依据。各地修谱的经历虽然有差异，但对于口述资料的依赖关系，应该是共通的，没有地域差别的。在四川，我们所能见到的一些家族的族谱，大多也是这样构成的。

在清初”湖广填四川”中，从外省迁居四川的那部分移民中，许多人是带着原乡的族谱人川的，或者在定居四川有年，出于编修族谱的需要，曾经派人专门寻访过原乡族谱世系，或者由原乡派人送谱至川，为四川宗亲修谱提供过原乡祖先的情况。笔者在重庆市荣昌县工商局廖正伦先生家里，见到一部来自原乡的珍贵族谱–出自广东乳源的《珠岩廖氏族谱》。该支廖氏原籍在广东兴宁县，于清雍正时迁川。这部族谱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雕版印刷，列号孝、弟、忠、信，分为4本，每本通长39厘米、宽26厘米，4本总厚15．5厘米，全谱重约3公斤，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由四川移民后裔所保存下来的部头较重的一部原乡族谱。

另外，笔者在三台县档案馆，还见到过一部数量最为庞大的族谱–《谌氏族谱》。这部编修于民国丙子(26，1937年)的《谌氏族谱》，共有90多册。该谌氏家族来自于湖南安化。根据内容分析，这部族谱当是从原籍流人四川，而被四川移民家族后裔保存下来的。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内容较为完备的原乡族谱。

蝼来自原乡的族谱虽然是文字的成品，但是它在变成文字前，即在编修成谱时，也是依赖口头史料整理成文字的。因此，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四川的原乡族谱，只不过是反映四川开基祖之前的家族历史的口述资料集成罢了。

口述资料在编修族谱中的价值和作用是重要的，经当事人回忆出来的人和事，尽管带有个人的见解，但却具有亲历亲见亲闻的特点，只要与当时的其他资料加以比照、印证和考订，仍不失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口述回忆中保存了大量鲜活生动的社会生活史资料，是研究移民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当然，口述资料也是有明显局限的。这主要表现在：一、依赖口头流传记忆的系谱，一般只能讲述几代先祖的谱系关系，更早的祖先谱系关系，往往是不清楚的。二、口述记忆一旦成为文字的记录，后来的编撰者就总是企图把原来口述的痕迹抹掉。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把中断的世系接续起来，把缺失的祖先名讳补上。显然，这样的整理补充，大多带有后来编撰者的意图，很难保证不会失真。三、一些生动活泼的生活史资料，也因人为的加工，变为呆板的文字叙述，反而使不少有价值的生动资料流失。以至我天见到一些移民族谱，编修者的文化水平越高，族谱的文字越精练，文学修饰痕迹越重，其所保留的有价值的资料越少，就是这样产生的。

为了重构家族的历史，族谱的编修者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关于近世祖先的来历、迁徙和定居经过，以及家族盛衰的记事。比较起来，这件工作容易完成，这是因为，近世祖以来的历史，距离族谱编修者的年代不远，依靠人们的回忆所及，便能把历代祖先的事迹讲述出来，并以族谱中的传记、行状、墓志铭等形式的专文加以表现，有些则附在世系图表的个人生命资料中。

二是关于近祖与远世祖之间关系的追溯。比较起来，这件工作就难办多了。因为远祖距离族谱编修者的年代久远，近世祖以远的祖先，不是依靠回忆所能查清的。这样，将远代祖与近世祖系谱之间连接起来，便只有通过编修者之手，以所谓的”考据订正”手段，重新进行”附会”嫁接来完成。

刘志伟分析说，明代广东许多地方家族编修族谱的时候，往往把本地的口头传统和士大夫的书写传统糅合起来，通过附会远代祖先，把口传的祖先系谱与按照书写传统建立起来的系谱连接起来。为了把家族的世系向前推衍，并附会历史上的名人世族，需要通过”考据订正”，重新编造出能够把近世祖与远代系连接起来的世系。这方面的记事内容，往往以族谱序跋的形式来加以表现。这些族谱序跋，文字或长或短，或简或详，或真或伪，或出于口碑相传，或妄抄公私史籍，或为信史实录，或为荒诞不经。

四川移民家族后代在编纂族谱时，情况与广东地区相类。所不同的是，在四川根据口头回忆所能追溯的远祖，其时代要比广东地区更迟一些。如果说，在广东地区，明代后人最多能够回忆到宋代的祖先，那么，在四川，清代移民后裔们所能追溯的祖先，最远不会超过明代。

据此可以判断，在四川地区，一般移民族谱所追溯到的明代以下的祖先事迹，应该说主要就是通过口述回忆来建构的；而在明代以前的祖先世系，应该说就属于编修者自我”附会”来完成的。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四川族谱，大多通过序跋文字，把自己在四川的开基祖同历史上乃至先秦时代的某个名人的世系连接在一起。他们所使用的手法，正如同广东地区的修谱者一样，主要就是由编谱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后裔，通过牵强附会的”考据订正”，把自己近世祖与历史上某个名人的世系相嫁接。

对照这些分析，这部《陈氏族谱》在记述自己家族历史时，也是完全按照这一模式，由以下三个层次来构建的：第一层，基础史事。本部分主要内容是，通过对迁川开基祖以来家族的繁衍分支的记述，来展示家族在川的创业过程和发展历史。其表达形式，主要为家族全体成员的生命资料(包括对756个挂名家族成员的名讳字号、出生时地、卒年葬地等的记载)、宗支图、宗祠规约、17位知名家族成员的记事、寿文等等。这部分史事的来源，主要是建立在口述回忆史料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格式，笔录为文的。

第二层，原乡世系。即从迁川开基祖以上，追溯至福建原乡始祖为止的18代谱系，详见下表：

这部分谱系的内容，包括追溯历代祖先的世系、坟墓、宗祠、祖厝等。这部分资料来源，主要取材于原乡的族谱，推知其来源有二途：一是入川时随身携带有原乡族谱进来，二是修谱时派人回原乡抄录的。

第三层，远祖附会。这部分内容，主要以族谱序跋的形式来加以表现。这部《陈氏族谱》所能追溯的最远的祖先，是依据原乡族谱所载的漳平开基祖陈五八，据考其生活年代大约在宋末元初。本来，人川开基祖陈时安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一篇题为”颍川陈氏族谱”的序文中，只是概略地提到自己姓氏渊源：”传于先代”，”赐自前朝”。并直言不讳地说：”吾族自闽省以来，未暇悉载”。但是，当时间过了90多年，轮到他的曾孙一辈人正式接手编修这部族谱的时候，几个有一定文化知识、具有”生员”出身的后裔，却不满足于这一笼统的说法，而是开始阐述起近世祖与前朝名人的渊源关系了。于是，在他们的序文中，众口一词地考证说，自己是”有妫之后”，与周朝的”胡公满”有关。

根据一般谱牒的记述和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陈姓的渊源关系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舜帝。据说，当初舜还是平民百姓时，尧帝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他，封他在妫水(今山西永济县境)居住，其后因以为姓，姓”妫氏”。由于舜帝被认为是当今陈姓公认的最早的先祖，而舜帝又姓”妫氏”，所以说陈氏”皆出自有妫之后”。在商朝末年，舜的后裔妫满投奔周国，深得周文王的欢心。周武王起兵灭商后，另封妫满于陈，让他在那里统治陈国，国号仍然叫”陈”，定都宛丘，以取代原来的陈国。妫满死后，谥号”胡公”。后来胡公满的后裔便以国为姓，于是，胡公满就成了陈姓的开山祖。显然，《陈氏族谱》的编修者，通过考证附会的方式，把自己的家族与中原陈姓的始祖胡公满衔接起来，意在攀附名人，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做法，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构建移民史的角度出发，则显然是不足信的。

由于族谱是通过前人口述回忆和编修者的编造构成的，其中自然少不了真实性与虚构性共存，自我认同与自我夸耀同在的情况，因此，在历史上遭到许多学者的非议，并得出”家谱不可信”的结论。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时，还特别指出：”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想假托。无所取信，宁足信乎!”但是，这种一概而论、否定一切的看法，也是不科学的。

70多年前，谭其骧先生在他的《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的论文结尾部分，就曾经对族谱作过全面科学的分析。他认为，族谱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文化复合体，既存在着可靠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不可靠的一面。所谓可靠的一面，就是指族谱能满足移民史研究的需求。

谭其骧先生认为，移民史研究对于族谱的使用”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时与地既不能损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故谱牒不可靠，然惟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移民史研究的对象既然包括”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那么，从构建移民史的需求出发，族谱自然是最有价值的资料。因为，族谱既是家族成员对家族历史的一种追溯性的总结，是以家族所经历的人和事作为记录对象，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关于近世祖以来的家族迁徙的记述，由于时间、地点”既不能损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所以，其态度必然是严谨的，所记内容大部分应该是写实性的，可信度较高。

历史学家罗香林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将族谱资料应用于客家学研究，为论证客家的历史源流和文化提供了成功的典范。他总结说：”客家研究，自其社会组织、与其人之体质特征言之，自当以至其地为实际调查，与进行其地之人种测验，为主要对象。然自其历史发展，与其种姓之传演言之，则除为实地调查与测验外，仍须就其各姓谱乘，而为分析归纳。盖不如此，则不足以明其上世迁移转徙之所由与其种姓遗传与演进之所在。”

与此同时，谭其骧先生还认为，族谱也有不可靠的一面，这集中表现在：”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皇帝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也就是说，不可靠的一面仅在于附会官阶、爵位、名人。不少学者也指出，家谱中存在的攀附显荣、扬善隐恶是其最大的弊端，最不可信。尤其是在族名中表现出来的姓氏郡望的趋同倾向，”言李必陇西，言张必清河，言刘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这些文化现象，只有把它作为隐藏在族名背后的文化意识(如中国人浓厚的宗族情感，普通民众的文化认同意识)来探讨，才是有意义的。而如果把族谱上这些攀附显荣的名人、官位爵号都当成是真实的、可靠的，就会犯常识性的错误。

既然族谱的编纂者在追溯家族历史时，一般都是站在家族的立场上进行的，由于受一定的思想、意识、观念的支配，尤其是涉及编造近世祖与远世祖世系的关系上，又难免不掺杂一定的虚构(包括夸耀、附会)、隐讳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从研究移民史的需要而利用族谱，在对待族谱中所涉及的”远祖系”及”祖先官爵”等问题时，也必须相当审慎，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谱牒有价值，又有缺陷、有局限，所以谱牒可以用，必须用，但应是有考证、有鉴别地用。”

由此看来，当我们为着探寻移民运动的来源(包括其后的迁徙历程)而翻阅并利用族谱资料时，不能不多花一些心血、多费一些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