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吃住行用难题
长途迁移险阻重重，难题多多。对一支流动的平民大军说来，难度最大的是，如何解决长达几个月的旅途生活中的吃住行用问题。有着丰富生活阅历和实践经验的移民，自有一套从容应对的办法。看一看他们的行囊，装在其中的，看似一件件简单实用、朴实无华的日常物品，那里面却是充满了精明与智慧的法宝。
一、干粮、盐蛋与岩洞
就一般情况而言，从岭南出发的移民，在向四川作长途迁移时，需要首先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如何解决在长达数千里行程，历时至少3个多月旅途中的吃住行等生活需用问题?
清代嘉、道年间，有一个名叫严如煜(音”异”)的湖南人，在陕西汉中府任知府和陕西兵备道期间，经常到川、陕、湘、鄂诸边地，深入深山老林中踏访，对当地民间生活多有体察。后来，他根据自己亲履这些地方的所见所闻，写了一部颇有影响的书–《三省边防备览》。由于川、陕、湘、鄂诸边地是当年南方移民迁川的必经之道，他在那里不仅可以听到许多关于移民在迁徙途中的生活经历，而且还在当地体验过流民的生存状况。因此，该书所提供的资料，有助于了解当年移民在迁徙过程中的生活情况，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三省边防备览》对清代移民如何解决途中的行路、吃饭、住宿等问题，作过这样概括性的描述：
“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
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
在这里，严如煜从川、陕、鄂边的角度，简略提到了移民人川的路线，以及移民在迁徙途中的行路、吃饭、住宿等具体生计问题。他说，移民不走”大路”，专走小路；不住客栈，只借宿”祠庙”、”岩屋”，或在”密林中”过夜；饮食极为简单，仅”取石支锅，拾柴做饭”而已。
虽然此处不是专门谈四川内地移民问题，但文中所述移民在迁移途中吃饭、过夜等细节却是大同小异的；例如，彭邦炯的文章证实，原籍湖南永州府的移民彭氏一家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由楚迁川，沿途就是”夜宿祠庙、岩屋、山洞，取石支锅，拾柴做饭”，历经千辛万苦，始达南充县东境万家沟的。
下面，我们就以迁川移民具体解决途中吃住行问题的实例，来推想当年移民们在上路前，是如何准备相关的生活用品的。
首先是吃饭的问题。
据《熊氏族谱》记载，原籍湖南永州府祁阳县的熊国珍，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携家室，负糇粮，跋山涉水，以至于蜀”。此处的”糇粮”，就是干粮。当年移民在行囊中，究竟为途中的生活准备了一些什么干粮?
重庆市璧山县《郑氏家谱》根据世代口碑而记载的歌谣，生动地描述了郑氏先祖迁川的历程及其依靠”半袋干粮半袋糠”度日的具体情景：
吾祖挈家西徙去，途经孝感又汉江。辗转跋涉三千里，插占为业垦大荒。被薄衣单盐一两，半袋干粮半袋糠。汗湿黄土十年后，鸡鸣犬吠谷满仓。这个实例提及从湖北麻城孝感乡出发的移民，在”上川”途中必备三件宝：一两盐、半袋干粮和半袋糠。可见，在迁川途中，除了盐是不可缺少的外，途中饮食则主要是靠”干粮”和”糠”来对付的。至于这里的”干粮”为何物，以及这些”干粮”是怎样制作的等问题，则不得其详。
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在其《陈香梅自传》中，有一段关于何香凝在抗战中，教家人如何做”米饼”的文字，弥足珍贵，可补此缺。她回忆说：
何香凝叔婆对于吃的问题非常重视。有一次她要所有的晚辈到她房里去做米饼，说是以备香港发生战事时不致缺粮。这种米饼，广东人都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是出远门的人所带的一种干粮，是用米磨成粉，再加糖的一种混合物，在太阳或炉火中烤干后可以储藏甚久。吃时既干且硬，以温水合之，可以当作米糊充饥，是抗战时避难者必备的干粮。当时我们年幼无知，对于这种总动员筹备干粮之举感到有点小题大作。但后来珍珠港事变，香港被日军侵袭，我们对于筹备干粮之意乃有所了解。
陈香梅的父亲与廖承志是表兄弟关系，故她称廖承志为舅父，称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为叔婆。众所周知，廖承志是出生于广东惠阳的客家人，文中所述的米饼，当是客家人出远门必备的一种干粮。由于这种干粮是”用米磨成粉，再加糖的一种混合物”，虽然”既干且硬”，但却具有易携带，易储藏，就食方便等优点， “以温水合之，可以当作米糊充饥”。正因为这种干粮可备出远门和躲避战乱充饥之需，所以客家人才把它当作传家宝，一代代传了下来，以致到了战祸危及香港时，作为客家人家庭一员的何香凝，仍不忘以这种传统的办法来”筹备干粮”。
与这种米饼相类的，还有黄叛(又称黄糕)。光绪《钟氏族谱·予公入川履历》记载，广东嘉应州长乐县客家移民钟宏予，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携3个儿子因为筹集盘费，暂居于湖南浏阳长达3年之久。雍正元年(1723年)自浏阳西行，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旧历除夕前，在简阳县踏水桥安家落户。钟宏予回想起3年旅途生活的艰辛，心中很不平静。为了庆贺在新居地过上新年，特地”蒸黄糕一笼，学学过年”。除夕这一天，他不仅”将完婚时父所置衣帽穿整祀祖”，而且，大年初一，还备上贺礼和”黄糕”，前往东家方老先生处贺岁。这位方老先生是湖广人，”见黄糕不知何物”，并问”应如何调饪?”方老先生后来按照钟宏予的讲解，当场”尝之，大喜。
这种在四川称之为”黄糕”的食品，在广东叫做”黄板”，其做法与江西赣州地区”黄元米果”相似：用本地一种糯性很强的稻米，蒸熟后置于石臼中用木杵锤砸，同时用槐花和草木灰泡水淋浇，待粘结成团后即做成圆饼存放。这种小吃，色泽黄艳，食用时切成薄片，以煮为主，也可炒食，人口糯韧粘软，这是客家地区流行的一种特有的食品，多在春节前后食用。
考虑到钟宏予作为广东移民，除夕前刚到简州，人生地疏，一时不可能具备制作这种”黄板”的工具，因此我推想，这批黄糕原本就是可以存放的干粮，带在身上，供路上食用。未曾料到，他很快就在简州找到定居之地，因此，这批未曾耗尽的干粮，正好就成为过节时享用的食品。
然而，干粮毕竟是有限的，人也不可能天天顿顿吃干粮，因此，少不了要架锅烧水煮饭。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所记载的”取石支锅，拾柴做饭”，就是当时移民因陋就简解决热饮问题的真实写照。沿途烧水煮饭，三个石头支一口锅，就地拾柴，便可解决问题。沿途不愁没有燃料，唯有铁锅、”釜”、”罐”之类的炊具得事先预备。
在现存的一些移民族谱与地方文献上，留下了不少清初移民们在路途中架锅烧水煮饭的资料。例如，广东兴宁人廖体用决意来川，途经湖广，辗转到了湖北荆门，被先期在蜀佣工的儿子迎至四川。在抵达四川什邡后，就是由郑姓主人”借一破釜为炊具”，才得以吃上热饭的。这里的”破釜”，可能就是一只破铁锅、破瓦罐之类的炊具。
在今成都市双流县境内有一个名叫煎茶的地方，位于龙泉山脉尾部，是川东至成都的交通要道上行人必经之地。据记载，清顺治十年(1653年)有”两道人”路过此地，在小溪内取水用砂锅煎茶水解渴，”煎茶”这个地名就是由此得来的。这里的”两道人”虽然不明其身份，但显然不是本地人，他们仅仅是因为路过此地，从小溪内取水，用砂锅煎茶水解渴，因此，这个地名才得以产生。可见，用砂锅煎茶烧水以解饥渴，乃是民间过路人常用之法。
在实地调查中，用来煮饭的炊具，在文献上称之为”釜”，而在民间实际上就是泥烧的罐和铁铸的鼎锅。福建龙岩迁的陈氏家族，在定居大足后，经常到重庆去做生意，途中就是用这种瓦罐来煮饭。据传，该家族”男的挑米下重庆，一根胭脂萝卜吃着去还要吃着回来。就是说挑上一担米，带上一个煨饭的瓦罐，拿上一根红皮泡咸萝卜。途中休息时捡柴禾煨饭，用咸萝当菜”。
另据孙和平副教授调查，有湖南宝庆府祁阳县蒋姓移民，于嘉庆年间移居达县，沿途携带一种被当地称为”泥模子鼎罐”的炊具来川，该鼎罐为铁水浇模铸造，做工精美，用它所煮之饭特别香软。该鼎罐代代相传，原藏于开江县严家乡箭口坝村二社蒋玉科家，完好无损。据测量，该鼎罐高18厘米，圆口直径20厘米，罐的下部呈半球形。
在迁川移民必备的三件宝中，除了干粮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食盐。为了补充长途跋涉、大量流汗所消耗的盐分，随身携带”一两盐”以备急用，不失为明智之举。不过，”一两盐”毕竟是不够用的，而带上普通农家常备的盐蛋，是最方便不过的了。
成都东山客家研究的先行者钟禄元(1913～1988年)在1941年发表《蜀北客族风光》一文，最先向外界报道四客家风俗习惯，其中介绍客家人人川经过说：
据蜀北客人的传说言，他们入川的始祖，极其俭约。如刁姓人说，他们的祖先只带了一个咸蛋，就要吃到四川。张姓人说，他们的祖先只带了一袋白米，也要走到四川。从这些传说看来，虽不见得就可靠，但他们的刻苦、勇敢和冒险精神，这确是事实。
四川著名作家艾芜在自传性小说《我的幼年时代》中说，他的先祖在上川路上，”沿途没有什么好东西吃，同时也缺乏盐，一块泡得很久业已黄白不分的盐蛋，每顿饭取出来，拿筷子尖沾点咸味尝尝，就这么样一块盐蛋在路上吃了一个多月”。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现居新都区泰兴乡的客家人宋明钰也说：”祖上传下，宋氏先祖是带着一个盐蛋到四川的。”
其实，关于”盐蛋的传说”(艾芜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可能是目前有关反映四川人祖先在上川路上生活情景的最为普及的版本。近人卢杨村曾经以学术散文的优美笔调，记载了这个吃盐蛋上四川的故事：
论籍贯，我是上川北的中江人。这里清代属潼川府。小的时候，听婆婆摆龙门阵，说我家的祖先也是从麻城县孝感乡来到四川的，在少得可怜的行李包中，也有一块小小的盐蛋，而且也是那么一丁点一丁点地从麻城一路吃进了四川。他们都是移民，姓氏不同，但地域来源完全一样；分布的州县不同，但流传的故事完全一样。情节虽然简单，人物的性格却非常鲜明，特别是那块盐蛋的吃法，让后世儿孙们回想起来，更叫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在上路上，都带有一个盐蛋，其吃法也都是拿筷子”一丁点一丁点地”吃，一路吃进四川。这个故事表明，移民们为应对长途迁徙的经验与方法，都是如出一辙的。
其次是住宿的问题。
对于一般携家带口长途跋涉的移民家庭，为了付沿途的住宿问题，可以用”风餐露宿”、”栉风沐雨”八个字来加以形容。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提到，移民们沿途一般不住客栈，而是通过四种途径：借宿”祠庙”、”岩屋”、”密林”与同乡之家，以解决住宿之需的。
祠庙是移民途中首选的借宿之地。由于祠庙一般屋宇宽广，’有多余的房屋可供临时借住。加之，宗教信条慈悲为怀，当地善男信女富有同情之心，使过往的移民不难找到遮风避雨之所。
艾芜在《我的幼年时代》中提到，他的人蜀祖先，为了解决途中的”露宿”问题，曾经在”破庙的屋檐下躲过许多风霜，大树底下度过不少凄凉的夜晚”。大足《杨氏族谱》也记载了其先祖在进川路上，如何利用暂借寺庙栖身的事迹。大足龙水镇杨氏家族的先祖，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举家由湖南会同县迁川，74岁的高祖杨修富，”负病衰颜，以寺养疾”，后来病逝在庙里；前来寻找他的次子杨再有等一家人，也是依靠”寺旁暂居”的。
至于找一个遮风挡雨的房檐屋下勉强借歇的实例，更是俯拾皆是。例如，原籍潮州府嘉应州兴宁县南厢水洋堡上村的刘秀标，年14岁，奉母命”辞亲人川”，只身来到重庆江津县思里油溪镇谋生。第一天晚上，就在一家”鸾脚楼下”，即川东民居吊脚楼下”苦宿一夜”。原籍广东长乐的钟宏予，在从湖南浏阳行走40多天，抵达简阳会龙桥当晚，在人生地疏的情况下，就是在一户人家的屋左碾房石墩上借歇到天亮的。广东兴宁人廖体用，在通过川西北的绵竹县进至什邡县新市镇时，也是”日就晡露宿郑姓墙下”。后来，他就是在郑姓主人提供的”碾舍”中安家落足的。
总之，屋檐下、石墩上、墙边下、密林中，都是移民途中暂时栖身之所。(见下图)
当然，也不排除有特殊情况的移民临时暂住客店的情况。例如，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47岁的广东长乐移民张大梁，携弟及子侄多人迁蜀，至三月，途经贵州时，其妻兰氏栖身于野猪冲旅店，最后死在这里，死后还由店主人提供空余土地暂时安厝。不过，正如《三省边防备览》的作者所说，在一般情况下，外省入川流民”多寄宿林岩”，”均不在客店安歇。所谓客店，不过贸易之小贩而已。
再次是行路问题。
移民迁行路，首先面临的是走大路还是行小路、走陆路或行水路的选择，同时还需要考虑是白天行路还是晚间行路的问题。按理说，白天行路最为方便，但因为怕官府出面阻拦，只好选择夜晚行路。而夜晚行路就有一个准备照明工具的问题。据今广东乳源梅花镇人陈泰华讲述，当地世代相传，其先祖在康熙年间人川，大都是夜间上路的。他说：”因为怕官府阻拦，陈氏先祖’往川’是在夜深人静时悄悄离家出走的。摸黑走了相当远一段路程后，估计没有危险，才敢将事前准备好的松节油点燃照明。”又指着路说：”看，那条路是南通乳源的大路，另一条是北通湖南的小路。当年往的小路，每到晚上，就灯火通明，天天晚上都像过火把节一样。”看来，就地取材，采用松枝做成火把，应该是当时移民们解决夜间行路照明的最佳办法。
在当时数千里的漫漫旅途上，最理想便捷的交通工具，当然是乘车骑马。广东平远吴敬轩撰写的《二亲六一双寿恭述》说：”清初他省移民人蜀，向望于道。吾族健者，亦多驱车人蜀。”这里的”健者”，可能是指族中饶于资财的富者。这里所说的”驱车”，指的就是驾乘畜力车，以供代步并兼载行装。而在南方，指的就是马拉车。
对于有条件的赶路人，骑马是必不可少的。骑马不仅可以在崎岖的山路上跑得快，节省体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抢时间，赶在其他移民抵达四川之前，寻找到更为理想的生存空间。2003年8月，笔者在仪陇县周河镇方坝村调查时，听到当地大姓–许氏家族后裔追述当年其先祖从广东韶州府人川时的情形。据传，清初入川始祖是两夫妻，陪在他们身边的，还有一个牵马的仆人。该许氏先定居仪陇县后，这个马夫一直住在许氏的偏房内。因为马夫是个绝房户，他死后就埋在祠堂附近，现在有个地名叫”绝房嘴”，就是由此得名的。既然许家先祖身边有一马夫随身侍候，推知当年该许氏就是属于那种骑马入川的”健者”。
另据记载，在四川省中部的移民人口大县–三台县的东南部，有一个中新乡，该乡原青林大队的驻地叫做”安家沟”，原本是”鞍家沟”。据传这个地名就是因为清初”卿氏一家从湖广迁来四川时，用一匹马鞍换来这条沟的土地”而得名的。既然有马鞍存在，推测当初该卿氏也是属于骑马进川的人。
而对于大多没有马匹的移民群体，要想徒步将家庭成员中的老弱病残以及襁褓中的婴儿携带进川，就只有靠肩挑背驮了。因此，农家常用的翘扁担以及竹箩筐、竹椅子，就成为他们上川途中不可须臾或缺的运载工具。
对于携带幼子入川的移民说来，为了解决年幼孩子的随行问题，他们大多是”用箩兜挑着”走完全程的。例如，福建龙岩籍人徐美周，带着6岁的次子和年仅半岁的女儿上路，就是靠箩兜解决携子行路问题的。据重庆大足《徐氏族谱》记载，原籍福建龙岩州溪口万安里的徐美周(时年40岁)，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九月初四日，与妻韩氏(28岁)，携带长子良彪，用箩兜挑着次子良凤(6岁)、女儿(半岁)，与三房兄弟美昌，起身移居四川。
这种用箩兜挑着幼子上四川的情况，在迁川路上经常可见。于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经常可以看见移民们肩挑一对箩兜，一头挑儿一头挑女的生动景象，移民们戏称之为肩挑”日月”。如广东长乐县移民李文元与妻张氏，奉双亲，并携两个幼子上川，”行路维艰”。两个幼子由张氏的胞兄挑着走，”张君重肩挑二子，于路戏日：’我肩日月矣。”‘当然，在这群拖家带口、扶老携幼的移民大军中，也不乏年岁稍大的哥哥，肩挑或背负年幼的弟妹上路的实例。如长乐移民钟宏予携妻及3个儿子迁川，长子钟堤，时年15岁，也是”辄肩两季”上路的，即肩挑着两个兄弟，就道于湖南浏阳县。
祖籍湖南安化的谌氏家族，于清初入川，定居于三台县南景福镇。据《谌氏族谱》记载，长兄谌安仕人蜀时，一路上肩挑两个年幼的弟弟安忠、安位人川。20年后，两个弟弟置业安家。谌安忠后裔为彰显先辈笃弟之情，特地在景福镇建”笃祜祠”以表纪念。祠中有对联一副，联文日：
友爱笃前人，三千里外双肩弟；贤劳感后辈，二十年来一报功。幼子可以用肩挑着走，背负着走，而那些年迈之人又如何行路呢?只好用竹椅子抬着走。例如，有一个叫余汝彰的广东兴宁人，于雍正四年(1726年)迁往四川隆昌落业。为了把他的母亲钟氏夫人接来同住，又返回原籍，”迎钟太孺人，以竹几作舆，徒步数千里，安抵隆昌”。这里的”竹几作舆”，就是以竹椅子当作轿舆，相当于四川的滑竿。显然土办法也能解决老人行路难的大问题。
在所有行装中，扁担的功劳是最大的。它的功效除了挑运幼子之外，主要还用它来挑运随身行李。原籍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九管乡人贺才柯，雍正二年(1724年)自楚迁蜀，年仅14岁。赤贫，仅靠”佣工食力”，不仅顺利抵达四川，而且还在金堂县立足，后购产于武凤溪陈家沟。后来，”回楚接二老之蜀中，二老携弱弟从行”。随身所带的”行李二肩”，即两担行李，”皆公一人往负矣”。看来，他凭借当年迁川以及在川出卖苦力所练就的这副铁肩膀，硬是不辞”万里之劳”，终于完成了”负兼人之任”。
那么，一根扁担在旅途中究竟有多少斤负荷呢?据来自成都近郊龙王乡的调查表明，原籍广东长乐县的戴氏家族成员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入川，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其人川始祖戴焕祥，”行年20岁，每日肩挑80余斤行李至川”。一个20岁的小伙子，每天需要肩挑80斤行李赶路，其艰辛之状是不言而喻的。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以至在迁川路上，经常可以见到”栉风沐雨，数千里不畏艰险，负担奔走”的人群。
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原名周月宾，按族谱上的字辈，又名周光瑚。祖辈世居广东长乐(今五华市)，康熙中，其先祖迁徙入川，定居郫县。1991年，74岁的她出版《韩素音自传》(5卷本)，在其第三部《残树》中，就对其先祖迁川过程中，如何用”一根担挑上两头的篮子，一走一晃就去了四川”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
翘扁担、竹箩筐、竹椅子等工具，不仅在运送移民入川上功不可没，而且对于保存与发扬移民艰苦创业精神作用显著。许多移民家庭在川定居下来后，为了保存这段难忘的记忆，让后代儿孙分享前辈的成就，同时，更重要的是，教育后代不忘创业的艰辛，他们往往把先辈当年在迁川创业过程中使用过的劳动、生活工具当作传家宝珍藏起来，并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以便用它作为教育后代子孙的教材。
例如，原籍广东长乐的钟氏家族，在简阳寨子沟落业以后，最初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在寨子山南自建祠宇一座，继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增修两庑，建成了一所三重堂左右两个大天井的四合院，约有1340平方米，内有三合土大坝。为了让后辈子孙不忘祖先迁徙之苦，特意在祠内正厅的一间小屋内，陈列入蜀始祖钟宏予(事迹详后)入蜀时一路谋生使用过的劳动工具–扁担、箩筐，以及创业时背盐巴使用的木杵。这些工具一直是钟家的传家宝，后来被供奉在祠堂香火的最上方，直至”文革”中才被当作”四旧”毁掉。
另据调查，在三台县西平镇吴氏宗祠的房梁上，过去一直放有一根扁担，据传这是入川始祖吴氏兄弟，康熙末年从福建龙岩迁川路上做生意挑担货物时使用过的。在川南宜宾地区，”解放前多数人家供家神，有的摆放有锄头、镰刀、扁担搭钩，据说这就是祖先入川创业留下的遗物，置于’家神’供桌上，以示教育后辈儿孙不忘昔日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