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文献中的“巴蜀”与当代重庆政区及交通
在中国古代，巴与蜀一样，本是一个古老的部族，人们常常将西南部的巴蜀地区看着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又一体的地域。早在战国中期的《尚书·禹贡》中，在将全国土地划为九州的同时，就将巴蜀等地划归入长江以北、华山以西，包括今甘肃、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的广大地域的梁州。《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览》等篇则将巴蜀归入西部的雍州，这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已经将巴蜀与西秦联系起来看成同一地域的观点。《汉书·地理志》则并称蜀郡、巴郡，这反映出在秦汉时期，巴蜀在人们的眼中，仍然是属于相对独立而又一体的同一地域。因此史籍常常是“巴蜀”同称。例如《史记·货殖列传》：“（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49]；《史记·西南夷列传》：“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50]。《史记·秦本纪》记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51]，司马错攻黔中必经巴地，司马迁只称蜀而未言巴，以蜀代巴，表明在他看来巴与蜀是一体的。
秦汉时人们的这种观点，与秦统一全国时，秦已经在巴蜀统治了九十多年是有关系的。它表明了巴蜀地区在秦汉时期，仍然被当时的中原、关东的人们看成是相对独立而又一体的地域构成，并且很早就隶属于秦国的历史。这样史籍在论述到秦汉时期的人口流动时，常常将巴蜀联系起来。这种观点延续至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例如隋唐，唐高祖《遣使安抚益州诏》：“西蜀僻远，控接巴夷，厥土沃饶，山川遐旷。往昔隋末丧乱，盗寇交侵；流寓之民，遂相杂挠，游于堕业，其类实繁。”[52]说明在历史上，人们往往将“巴”与“蜀”视为地域上的一体。
但是，巴与蜀毕竟是有区别的。从政治管理与地理区划来看，巴与蜀自古以来就有着重要的区别。常璩《华阳国志》说巴国的地理范围“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53]。也就是说，在秦并巴蜀之前，巴人的居住区域大致在今四川东部、重庆地区、湖北西部、陕西汉中一部及贵州东北部一带。巴的政治中心也长期建立在四川盆地东南部的长江中上游的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常璩《华阳国志》说：“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54]，由此可知巴人曾在重庆、合川、丰都、阆中等处相继建立过都城，但是江州是其比较稳定的政治中心。从其他文献记载看，《史记·张仪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巴子城，在合州石镜县南五里，故垫江县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峡州界也。”[55]民国《合川县志》也有“今（合州）州治之南，地名水南，俗谓之故城口，即巴子别都”的记载。巴人为什么要在江州之外还建多处都城？恐怕与巴族自身的发展，以及巴与楚曾多次发生战争都有一定的关系。譬如《华阳国志》说：“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56]，就是例证。从考古发现看，在长江三峡、清江流域、汉水流域、嘉陵江流域等地的很多重要考古发现，其中很多遗迹都与巴族先民有关。这也说明巴人的活动范围广阔，巴族的历史悠久。但遗憾的是，古蜀王国有三星堆与金沙大遗址，而古代巴国迄今尚未发现有类似的大遗址。由于缺少大遗址的印证，巴族的由来以及创建巴国的历史，也就始终笼罩着一层难以抹去的传说色彩。从现在的文献与考古资料来看，历史上的巴蜀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都具有不平衡的特点。
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巴、蜀在空间地域形态上，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具体来说，秦汉时期的蜀主要在今四川北部、西部、中部及成都平原等地，而巴则主要分布在今重庆、四川东南、东北部地区。这一时期，巴则主要是由巴人居住。其中北部主要是板楯蛮，东北部、东部主要是廪君蛮，东南部则主要分布着五溪蛮。现今的重庆政区，则主要以巴郡为中心展开。而在行政管理上，巴、蜀亦各有其较为稳定的空间范围。例如秦惠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一说伐蜀在公元前329），派张仪、司马错伐蜀。灭蜀以后，张仪乘胜率军东进，陷阆中——巴国最后的都城，灭巴国。按照秦制，于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置为郡县，由于这一地区原系巴国，故仍以巴为名，建立巴郡，将巴蜀地区直接纳入中央政权管辖。当时秦在巴蜀地区共设置了汉中、巴、蜀三郡，这是秦推行郡县制时，除上郡以外，最早设立的三个郡县。自魏晋以后，这一行政区划有所变化，与蜀、黔、湘、鄂等省的地域亦有所交叉。如据《隋书·地理志》载，隋时今重庆分属巴郡、涪陵郡、巴东郡、遂宁郡、资阳郡、通川郡、宕渠郡、黔安郡[57]。宋灭后蜀，今重庆属于夔州路，另外梓州路（南宋时改为潼川府路）三州（府）部分地区也属今重庆。北宋时期，夔州路州十：夔、黔、施、忠、万、开、达、涪、恭、珍；军三：云安、梁山、南平；监一，大宁；县三十二[58]。以今重庆的地域来看，施州今属湖北、珍州今属贵州省，达州今属四川省，而其余的七州、三军、一监今属重庆。元朝时，今重庆政区分属四川行省（治今成都市）的重庆路、夔路、怀德府、绍庆府；另外，石耶洞长官司和湖广行省播州军民安抚司所辖的南平、綦江等处长官司也属今重庆[59]。但是，以现今重庆主城区为主的地域始终处于古代巴地的中心位置。
因此，今重庆政区在古代人们的眼中是四川盆地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时西南夷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历代政府开发西南夷，也涉及现今重庆地区的一部分。这样，在历史文献中，则常常“巴”、“蜀”联称，甚至在很多时候，文献中还以“蜀”代“巴”，作为四川盆地及周围区域的总称。例如历史文献记载“巴蜀”的事件，有的则是以“蜀”、“蜀人”、“蜀中人”、“蜀兵”等指代整个巴蜀地区，这里的“蜀”应是包括现今重庆地区在内的巴蜀的泛称。这就使巴地的移民人口有时无法准确统计。例如宋代文献记宋朝攻灭后蜀，“凡得州四十六，县二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千二十九”。[60]而后蜀时期的重庆，有十三州四十五县[61]，都包括在蜀地之内。当时后蜀职官将吏及其亲属迁入北方（开封）或者“由峡江而下”[62]、“下瞿塘”[63]，途经重庆至开封，有部分人因此移居重庆，其迁居人数就由于文献措辞笼统称蜀而无法判断北上南下的人数多寡。这样，我们在探索、研究重庆移民史时，常常由于历史上地域的交叉、文献中“巴蜀”的混淆等原因，而产生移民统计与分析上的具体难题。这对于研究历史时期的重庆政区的户数与人口，不能不说有很大障碍。由此，从文献方面区分清巴与蜀的地域与移民特点，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梳理文献时，就要尽量按照今重庆政区在历史上的地域进行整理，以求能够比较准确地探索重庆政区历史上人口流动、迁移的实际情况，但是由于文献的缺失，在分析、研究中也难免有不当的地方，请读者谅解。
历史上重庆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当时的交通也有着密切联系。在古代，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限制，移民往往与地理、交通的便捷与否有着重要的关系。古代的巴蜀统属于四川盆地，在远古及先秦时代，与中原路途隔绝，山高路险，消息闭塞，是属于西南夷的少数民族区域。加之巴蜀地广人稀，荆棘茂密，文化落后，民族众多，因此巴蜀长期被看作偏远蛮荒之地。尤其是巴地，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东南部，离关中、中原更为遥远，其地以高山、丘陵为主，人民生计以渔猎为主，因此更具蛮夷特点。但是，随着秦帝国的统一，大量人口的流动，巴蜀的内外交通有了很大的改善，与关中、中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联系逐渐密切，人口结构也在不断变化。特别是成都平原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带动了古老的巴渝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不断改善。巴蜀交通状况的改善，一方面，加强了中原对于巴蜀的经济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增加了巴蜀与其他地区的人口移动及经济、文化的交往，使历史上的巴蜀地区成为支撑其他地区的重要地域。
仅从历史上的重庆交通与移民关系来看，自古以来，重庆特有的交通区位就促进了巴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迁移。重庆地区处于我国南北部和中西部的交界区，“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虽然重庆地区被群山环绕，但是水道纵横，境内有长江及嘉陵江、乌江等大河，为本地区和外地人口的迁徙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是我国南北和东西古居民的交流通道，亦为我国古代居民迁徙、混杂的主要地区。夏商时期从重庆峡江地区走出的巴人鱼凫部，沿江西上在川西建立了鱼凫蜀国；而从峡江走出的巴族弓鱼部，则在城口县沿河北上进入汉水，在陕西汉中盆地建立了古鱼国。秦汉以来，巴地的民众开创出了四通八达的秦巴古道：荔枝道、子午道、米仓道、褒斜道、金牛道、陈仓道等。各个古道相互连通，纵横于大巴山、秦岭山地之间，北上关中平原（到达现西安、眉县等地），中通汉中盆地（勉县、汉中、西乡等地），南下成都、恩阳（今四川巴中市）、涪陵，构建起我国翻越大巴山、秦岭山系，连通长江、黄河上游的交通网[64]。尤其是重庆北部的大巴山、秦岭间连通关中地区与长江流域的古道，在关中平原与长江流域的关系上有着重要作用。如秦惠王时，三次占领巴地都是通过秦巴山地的古道通行，从而完成占领巴地而攻克楚国，最后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所以，重庆北部山地古道又称“秦巴锁钥”。秦汉时期，是巴蜀地区交通快速发展的时期。《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65]。当时，开发巴蜀与西南夷地区，是中央政府十分重视的大事。这一时期，朝廷注重对于巴蜀地区的交通改造。在秦汉时期，关中越秦岭南下之路至少修治或者开通了四条。同时，巴蜀境内的交通也在不断发展。例如在秦昭王时期，使司马错发陇西，攻楚黔中，又派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占领黔中地区和奉节、巫山、巫溪等地。秦凭借巴蜀之力，以及巴这个通道，灭楚而统一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这说明当时巴已经成为联结关中、汉中及蜀、楚的主要地域。在陕西至四川的秦岭山道开通以后，一旦关中发生战争、饥荒等，大批关中民众翻秦岭进入汉中，再越大巴山而入四川，迁徙的距离大大缩短，形成关中与中原人民向南迁移的重要通道。
同时，许多移民自荆襄向西溯汉水谷地进入陕南而后入盆地。如此众多的各方民众，不可能都集中在与今陕西边界附近的四川北部地区，必然要向四川其他地方分散迁移。于是，一部分民众携家带口，迁往巴地，寻求合适的居地，就是自然的了。尤其在魏晋以后，北方战乱，大量北方移民从关中南迁进入四川。而当时四川西部也渐被兵祸所及，迫使大量迁居四川西部的民众，又不得不向着四川东部、东南部迁徙。这样，在这些移民的二次迁徙中，位处四川东部、东南部的重庆地区以及相应的沿江流域就成为移民的滞留地或定居地。
长江水道对于古代重庆的对内对外人口迁移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巴地的几大能够通航的水道，如长江水道、嘉陵江水道、乌江水道，等等，使巴蜀向长江中下游的楚、吴地区的交通变得便捷起来，成为联系楚、吴与中国中部、南部地区的主要通道。例如古代楚人进入巴蜀，多由水路而来。其水路为沿长江中上游即川江线路，经巫、夔而达枳与渝，即自湘鄂地区，通过峡江，西入川西。所以，“蜀地之甲，轻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66]。从楚地到巴蜀的移民，或者从关中到楚地，巴郡及其长江水道都是其主要的通道。巴蜀地区向东南、西北部的移民，也要通过这些水、陆通道交通往来。大量流动就食的移民也就在迁移过程中，留居在巴地。
有学者认为，巴与楚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长江水道及其支流，使巴、楚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上的联系更为紧密，由此形成了巴、楚文化圈。曾代伟先生在其所著《巴楚民族文化圈研究》一书中说：“现今重庆市东南部、湖北省西南部、湖南省西部和贵州省东北部的四省毗邻地区……四省市共计72区县市构成了巴楚民族文化圈的大体范围。巴楚民族文化圈的文化主题则是以巴文化为主构成。而构成巴楚民族文化圈的三大要素，则是区域性的特定人群，区域性的地理范围和独特的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国家政权对其实行的特殊民族政策。”[67]曾代伟先生认为，现今重庆市东南部、湖北省西南部、湖南省西部和贵州省东北部的四省市毗邻地区正好符合了这些要素与条件，因此可以形成巴楚民族文化圈。曾先生是从民族法律文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认为，在古代条件下，由于地理位置、自然山川形势、民族风俗以及交通条件，这些地区一直存在着比较紧密的联系。在早期的巴民族历史中，巴族的内外迁徙，大都是在这些地区之间进行的。由于其交往密切，初步形成了文化要素相同的地域特点。例如早期的巴族从巫巴山地走出，曾经举族迁徙于长江川、渝、鄂之间，最后向西以重庆为主，兼及鄂西、湘西、黔北等地，再建立其统治。公元前377年，楚军大举西进，兵锋所向，攻占了巫溪、巫山、奉节一带，战败的巴族部众则陆续向东迁徙，到达今湘西沅江流域。唐《十道志》所载的“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源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68]，便是这一情景的写照。现今鄂西、湘西地区仍然有着许多巴文化遗址。从这些史实来看，自古以来，长江水道及其支流流域，就是渝、鄂、湘、黔先民们活动和迁徙的交通通道。
在明清“湖广填四川”时期，长江水道及其支流亦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湖广移民向四川大规模迁移的过程中，绝大部分湖广移民都是取道由湖北到重庆的长江水道即三峡流域移居巴蜀的。这样，重庆及其三峡流域地区就易于滞留大量的湖广移民。道光《夔州府志》卷34载清初“楚省饥民”每天由三峡水道入川达到数千人之众。根据三峡沿岸区县如忠州、云阳、奉节、巫山、万州、丰都等地方志记载，当时的大部分民众都是来自湖广等地移民。这些人口中，湖广、江西、福建、浙江、陕西等省的人口占了相当大一部分，土著人口却相对较少，以至于形成了“主弱客强”的局面。据康熙六十一年（1722）四川人口的统计，其时成都府人户数为120076，占四川总户数（580258）的20.69%，而重庆府与夔州府（夔州地域绝大部分属今重庆市）人户数共为181032，则占四川总户数（580258）的31.19%[69]。说明随着湖广移民通过三峡地区的大量进入与滞留，重庆地区的人口显著增加。因此，三峡这一长江水道在当时也具有其在东西南北人口流动中的极其重要性。
这样，在古代文献中常常“巴蜀”联称的情况中，我们以当时交通状况分析，秦汉及后来巴蜀境内的交通，北向往汉中、关中地区，以及西南方向往西南夷，主要以成都为中心的蜀道为主；另一路则由巴蜀东向，沿江而下，直抵楚吴等地。或者由巴蜀直接南下，沿赤水河谷，抵至今黔、滇部分地区，则是以巴地为主。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巴蜀区域内的人口流动及其走向的大致途经：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残酷统治，战争频仍、天灾人祸不断。于是因为躲避战争、自然灾害、社会不公等而被迫迁徙的民众，在离开原住地时，并没有永久迁移或在其他地方定居的打算，充其量只是为了生存或者就食而暂定的一个临时性目的地或者居留地，有的甚至还没有明确的迁移的目的地。他们在迁徙中，大多数是沿着交通要道进行流动的。由于四川交通道路的开通，使过去认为天堑的四川迁移路线大大缩短，民众迁徙难度相对降低。于是在自然条件下，大批民众就会循着最便捷的道路进行迁移。而四川东部及重庆地区就成为关中、中原地区或者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在迁徙、逃难时的一个重要的选择方向。由于古代民众拖家带口的长途远行，加上古代道路崎岖不平，旅途艰难，这样，路途中便于就食或者能减少路途艰辛的地方，都可能成为人们定居的地方。同时，人口流动的盲目性，又决定了人口流动中，只要是地多人少，便于留居、耕作，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的地方，都可能成为移民的目的地。而重庆及其沿江的三峡地区，在古代，尤其是宋以后历经战乱的各代，人少地多，往往成为这些移民的滞留地。
在一些特殊时期，历代政府采取政策性措施，拉动地少人多地区的民众从原居地向新的地区迁移，如明清时人口大量由中国东部、南部、东南部等内地向西部的边疆地区迁徙。由于重庆峡江地区是当时地少人多的湖广民众向四川等地迁徙的重要水道，加上峡江沿岸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处于地少人多的不均衡局面，因此大量的移民在这里滞留下来，成为当地的居民。而政府也乐于将大量湖广人口填充这些丘陵、山地。这样，我们可以分析在文献中“巴蜀”合称的情况下，古代重庆地区其水陆交通路线在四川盆地的东西南北人口流动中的重要性，以及作为人们经过这一地区时选择留居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这种交通与人口迁移的走向是我们研究重庆移民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三节 重庆移民史的阶段性及移民高潮
重庆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向内向外的人口流动与迁移。正是这种大规模的向内向外的人口流动与迁移，使古代和近当代的重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重庆城市的变迁与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纵观历史上重庆地区的移民，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中期。
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巴蜀地区为主的民族性的人口迁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一地区的原始先民们就在这一块土壤上同大自然作艰苦的斗争，生息繁衍。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这些原始先民们沿长江、溪流不断地探索着新的土地与居址，向着沿江谷地或者高山密林进发或移居。据对瞿塘峡东部与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典型器类的考古资料研究可以看出，当时瞿塘峡以东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因素就对瞿塘峡以西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些文化上的影响，一方面是瞿塘峡以东地区古先民在移民迁入瞿塘峡以西地区时携带而来的；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的器物是交换而来的。因此，依种种迹象推测，远古时期重庆地区已有不少长江中游地区的远古移民迁入或者已经开始了商品交换。另外，根据考古资料发现，当时的一部分先民们，溯嘉陵江而上，向川东北地区，例如巴中、通江一带迁徙；一部分先民则向西迁移到川西的成都平原定居。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夏、商、周时期，古老的巴族，就开始活动在长江中上游的大巫山及峡江内的秭归到巫山一带。
这些古老的巴人，主要依靠渔猎为谋生手段。长江渔业资源丰富。在山地农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巴人依靠捕鱼比较容易果腹。而地处三峡的巫溪盐泉为巴人提供所需之盐，使巴族在这鱼盐之地迅速发展起来。从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当时大巫山地区巴族从事煮盐、运盐和贩盐来维持生计。随着人口增加，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环境，不少氏族、部落纷纷举族迁徙，一批一批的原始先民从巫巴山地中走出来，向东向西迁移。他们或进入长江中游平原，或进入四川盆地。例如巴人巴蛇部西迁巴山或者迁入川北；一部分巴民东迁清江形成白虎部落；巴人弓鱼部则北迁宝鸡，其后建立国；巴人鳖灵部则向南迁徙，到达今贵州遵义地区，并以遵义为中心建立以“鳖”为名的国家。这些大规模的举族迁移，使巴族的历史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变幻莫测的面纱。
历史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兼并战争进程的加快，重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更是出现了频繁的人口迁移。当时在长江中游地区崛起的楚国，为了夺取巴国“盐水”从而占据巴国盐资源，在公元前377年，楚军大举西进，向巴地进攻。经过几次大的战斗，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公元前329），兵锋所向，攻占了巫溪、巫山、奉节一带，置为巫郡。大量楚人迁徙到巴地，而战败的巴族许多部众则陆续向东迁徙，到达今湘西沅江流域，前述唐《十道志》即能说明这一点。
第二阶段：从战国后期秦灭巴到东汉时期，这也是古代重庆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高潮。
战国中期以后，秦国发展起来，虎视眈眈，气凌列国。这时，南边的巴蜀、二国发生战乱，蜀强巴弱，于是巴人只好向秦国求救。秦国司马错力主出兵伐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慎王五年秋（公元前316），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70]秦军攻克阆中后，挥师南下，“击夺楚巴、黔中郡”[71]，夺取了以江州为中心的原巴国南部土地，设置黔中郡。这时，原巴国首都王畿一带成了秦统治巴地的政治中心，巴国残余贵族在反抗秦的“白虎之患”的战争失败后，又一次大规模地向东移徙至巫山、鄂西山地，这些地方成了白虎巴人新的聚居区，构成汉代巴郡南那蛮的主体。秦政权为了加速西南部巴蜀经济的开发，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鼓励，大规模地把东方六国贵族、富豪、工商业主、罪犯等迁徙到巴蜀。《华阳国志·蜀志》载：“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72]《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之。”[73]《华阳国志·蜀志》亦曰：“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辆之徒车。”[74]由此形成了第一次向巴蜀移民的高潮。
秦灭六国之后，仍继续向巴蜀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将六国富豪大户大量迁往巴蜀之地。这样，既扩充了巴蜀地区的人口，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又削弱了六国势力，对秦朝的统一大业来说可谓一举两得。秦在巴蜀统治的一百多年里，源源不断地将秦六国贵族、工商业者、富商大贾、敌国居民、各种罪犯迁徙入川，就其移民的迁徙分布范围而言，几乎遍布巴蜀盆地及周围的各个地区。秦在巴地设置了巴郡及江州、阆中、枳、鱼复等县，迁入大量中原移民。
汉初，汉高祖对当时跟随进入巴蜀、汉中的中原士卒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在当地定居下来。《汉书·高帝纪》记载：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六月，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75]这一免除其终生交纳赋税的政策，对于士卒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到了武帝时期，迁入巴蜀之地的北方汉人更多了，以至于将当地的僰人也“斥徙之”[76]，使这些僰人南迁到今云南等地。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巴蜀土著迁入中原、蜀地和汉中，形成了巴蜀地区与中原人口的相互流动之势。
西汉末期王莽篡政，时局动荡，中原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陷于大规模的战乱之中。中原士人纷纷南迁避乱，出现北人南迁的状况。当时，巴蜀地区社会相对稳定，战争较少，管理比中原地区宽松，于是就有大量人口迁入巴蜀地区。特别是许多无以为生的中原贫民、边关将士、奴婢等，为求生存，甘愿冒极大风险逃亡巴蜀之地。因此，在从秦灭巴蜀到东汉这一阶段，巴地人口的内外流动既频繁，又规模很大，形成古代重庆地区的第一次移民高潮。
第三阶段：东汉末年到两晋隋唐时期的移民。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南阳、三辅居民数万家避乱入川，被益州牧刘焉收编为“东州兵”。公元211年，刘备带荆州兵万余入川，大批的军队及其家属与刘备一起入驻益州，形成了三国初大规模人口移居巴蜀的现象。蜀汉政权建立以后，为了巩固政权，其内部的百姓迁移一直没有停止过。例如建兴三年（254），诸葛亮南征南中，“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77]把数万南中人迁出，分居巴蜀各地，南中各族百姓成为巴蜀地区的编户齐民与北伐曹魏的士兵来源。当时，来自汉中的移民也源源不断。诸葛亮率军出祁山，常常驱略陕西、甘肃等地士女迁徙蜀汉。
两晋时期，战乱频仍，中原和关中地区各族普通民众再次四处流散，躲避战乱，于是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移民活动开始了。当时，百姓流移就食各地，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在政府引导下，许多百姓流入巴蜀，散落富饶的巴蜀各州郡，成为当地的编户齐民。尤其是“永嘉之乱”之后，北方成为“五胡”与西晋统治者相互厮杀的战场，“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78]。地处西南的巴蜀地区远离战火，于是，汹涌南迁的大批北方流民，也有一部分迁徙到巴蜀地区。东晋政权建立后，在南方侨民集中之地，设置与侨人原籍相同的郡县即侨郡，对于北方侨民给予免除调役的优待。当时在长江中上游就设置了诸多侨郡，其中就有属于今重庆市的巴郡益州，巴东郡益州。
隋唐时期，巴地移民仍然在继续。隋末唐初，发生了十余年的全国性战争。为了躲避战火，为数不少的中原人士避难进入远离战火，“独无寇盗”，“百姓富庶”[79]的巴地。从总体的人口情况来看，当时全国总户数呈下降趋势，而巴蜀地区人口不减反而有较大的增幅。例如隋大业五年（609）至唐贞观十三年（639）的30年里，巴蜀地区就增加了近20万户。所增的人中，当有不少是隋末唐初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80]。
唐朝前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但是，“安史之乱”爆发后，给中原地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人烟断绝，千里萧条。”[81]不少的中原人士纷纷避乱巴蜀地区。其后，中原、关中地区一直成为藩镇征战之地。至前蜀王建统治时期，“士人多欲依（王）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故其僭号，所用多唐名臣世族”[82]，进入巴蜀之地移民更多。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直至后蜀建立后，方才逐渐平息[83]。
第四阶段：宋元时期，该阶段亦是古代重庆地区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第二个高潮。
北宋时期，社会政治尚安定。北宋末年，形势急转直下。靖康二年（1127），金兵大举南下，攻破京师汴梁。此后，战乱延续，直至南宋建炎年间。这一时期，北方居民不断举家南逃，陕、豫、甘等地区难民纷纷入川避难，使四川成为北方移民南迁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宋金和议后，双方进入对峙时期，北方人继续向四川流动。特别是南宋政权建立后，更将北民南迁运动推向高潮。史载，建炎元年（1127），向子宠在兴州，“设关隘甚备，陕西士民避难入蜀者，皆为子宠所扼，流离困饿，死于关隘之下者，不可胜计”[84]，说明这时已经出现大量关陕民众南下四川的情况。
南宋后期，宋蒙战争爆发，至1279年，南宋灭亡。当时，大量北方移民南下迁入重庆。特别是在蒙军大举进犯四川之初，流落于陕甘一带的西北难民纷纷沿着当时的金牛古道、米仓道与荔枝古道，迁往四川万源，再从万源到重庆涪陵一带。其中许多在南宋后期落籍蜀地的西北流民，在川北一带定居未久，就又被随即而来的蒙军铁骑侵扰，于是又和当地川人一起，向南迁往重庆各地。例如当时远离血腥的战场，“世号桃源”的夔州大宁监（治今重庆市巫溪县）一带就聚集了不少西北流民。而大宁监因“流移辐辏”，以致“生者寡而食者众”[85]，造成人们生计的困难。
为了躲避战乱，许多巴地的人口又纷纷向长江中下游迁徙。尤其在蒙军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四川的战争中，人民遭到大肆屠杀，以至于“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86]。为了逃避蒙古军的屠杀，大量巴蜀百姓，尤其是许多衣冠士族纷纷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陵、鄂州、洞庭湖一带迁移，还有许多向着以江、浙为中心的东南地区迁徙。时人刘克庄说：“自蜀有狄难，士大夫避地东南者众，几置乡国于度外矣”，“自蜀有狄难，而衣冠名族避地者布满荆楚、江、浙”。[87]
至元代时，巴蜀地区的人口流动基本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自元末农民起义军蜂起时，战乱频仍，河湖原野尽为沙场。于是一大批江淮百姓为了“避乱”、“避兵”而自发入进入巴蜀地区。
在元末明氏大夏政权时期，重庆移民较前期数量陡增。当时不少湖北人投奔明氏政权以寻求保护，于是出现了两次规模比较大的移民活动。一是随明玉珍进入重庆的湖北军民。二是明玉珍建立大夏政权后，到湖广等地大量招募民众入川。这前后两次大规模的由湖广军民进入四川重庆的移民活动，使长江中下游向巴蜀地区的移民渐入高潮，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就是明清“湖广填四川”之始，或者称之为第一次“湖广填四川”。史载明玉珍在四川建立大夏政权后，“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制礼乐，境内不见兵革凡十年”，不少湖广人“凭借乡谊，襁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者”。[88]
根据《明史·地理志》，元末明初四川地区曾有过撤销行政县的情况，在地理分布上撤销行政县呈现出自西向东由多到少的局面，即撤县最多的是四川西部的成都府，其次是中部的府县，最少的是川东川南地区。川东南地区撤县少，这与该地区人口密度较高有关系。因此，曹树基先生认为：“是否可以这样说，元末明氏招抚地湖北移民大都聚集于此（按：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南地区）。”[89]这表明，在明玉珍入蜀后，导致大量湖北民众迁入了三峡流域的重庆地区，其人口规模总计可达数十万人以上，由此也形成了历史上重庆地区移民的第二次高潮。
第五阶段：明清时期，也是历史上重庆地区人口流动的第三次高峰期。
明代是重庆地区历史上的一个人口流动的频繁时期。元明之际长期的大规模战争，使社会动荡，百姓民舍成墟，生灵涂炭，人口流失严重，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而每次人口锐减后，都存在大量人口容纳的空间，这就使大量寻找土地的移民开始陆续迁入巴蜀地区。尤其是地处川东的重庆地区，由于当时以两湖为主的移民，主要是通过长江及嘉陵江等支流进入巴蜀，故四川东部及其重庆地区自然成为这些移民择土而居的居住地。因此，这一时期的移民，很多都分布在川东的重庆地区。
这一时期，移民主要来源范围广，分布在湖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贵州、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但仍以湖广人为主。这些两湖、贵州、陕西等地的农民，为了寻求土地和良好的生存环境，纷纷举族、举家迁移，并且从明初洪武年间一直延续到明中后期，绵延不断。由于这次向巴蜀地区的移民规模大、时间长，民间俗称为巴蜀历史上的第一次“湖广填四川”。
明末清初，四川与重庆地区发生了频繁的战乱，大量人口丧失，再次出现了人少地多的情况。巡抚张瑃曾经奏曰：“昔年生齿繁而虎狼息。自献逆、姚黄大乱，杀人如洗，遍地无烟，幸我大清恢靖三载，查报户口，业已百无二三矣。”[90]清初政府为了恢复川渝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始频繁采取措施，实行全国各地人口移入四川垦荒的政策。为此，清政府在顺治到康熙七年（1668），大量招川渝逃亡土著回到川渝垦荒、定居。从康熙七年（1668）至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又大量鼓励外省移民填川垦荒，并且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例如给予钱粮补助、政策优抚、任意插占土地等方式，由此使从湖广向川渝地区的移民成为当时全国人口移动的大趋势。在乾隆时期，大量移民进入巴渝地区。清政府于乾隆五年（1740）专门颁布的“山头地角间石杂沙之瘠地，不论顷亩，悉听开垦，均免升科”[91]诏令掀起向山地移民高潮。在巴渝一带，移民仍以湖广人为主。例如当时云阳、合川、重庆府，湖广籍移民占移民总量，分别达72%、67.1%和73%[92]，说明湖广移民遍及巴渝，数量众多，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此后，出现的持续不断的迁居四川及巴渝地区的移民浪潮，前后延续数十年，人们俗称这次移民为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大量外省人口迁移进入川渝地区，既使川渝的人口比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又极大地发展了川渝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得以迅速恢复。这些迁移的人口，既包括政府政策鼓励下的大量移民，也包括在“川人回川”中原籍居民的回流；清初的投诚汉族官兵和入关清兵、屯田兵丁，等等。例如当时清政府“凡遇降寇流民，择其壮者为兵，其余老弱悉屯田”，及“湖南川广驻防官兵，亦择其强壮者讲试，其余给荒弃空地耕种”[93]。这些军屯移民或投诚官兵移民，由政府安插，多带有强制性，成为“湖广填四川”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大规模移民，四川以及巴渝地区的人口大大增加，移民数量超过了历次移民的数量。据嘉庆《四川通志》载，嘉庆十七年重庆人口3726952人，则此期重庆清代移民及其后裔约有266.8万人，土著及明代遗民后裔约有105.8万人，移民及其后裔占了巴渝人口的71.6%[94]。这说明通过“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四川以及巴渝地区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也形成了重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
第六阶段：清末至民国时期，也是重庆地区历史上的第四次人口流动的高峰期。
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重庆既是一个移民城市，也成了一个商业城市。清初“湖广填四川”，各省大量人口迁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这一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又由川东向重庆城市移动。到清代后期，重庆城市内人口已达20余万，其中从事商业活动的占相当大的比重。1891年，重庆对外开埠，这促使各地工商业者纷纷迁徙到重庆从事工商业活动，又使重庆成了一个典型的商业移民城市。当时的重庆，各省籍会馆众多且能量很大，有湖广会馆、广东会馆、江西会馆、陕西会馆、福建会馆、江南会馆、浙江会馆、山西会馆，云贵公所，等等。而由重庆富商大贾组成的总商会，其总理、协理、董事则大都由其他各省籍的商人担任，这说明当时的商业移民在重庆工商业者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华北、华东相继沦陷。由于重庆在近代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国民政府的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迁都重庆，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随之迁移，东部人口也跟着内迁。新一轮向重庆进行人口迁移的高潮又开始了。当时，国民政府机关各部门均由南京迁到重庆，大批军政人员、各国驻华使馆等也迁至重庆。同时，东部及沿海地区工厂大量内迁，内迁民营工厂迁入四川者占了内迁工厂总数的57%，而内迁四川的260家工厂中，有243家迁移到重庆，占了迁川工厂的93.5%。各级各类文化机构及初、中、高等学校也大量迁往重庆，使重庆成为各类精英人才的荟萃之地。由于迁移到重庆的人口规模、数量巨大，重庆城市的人口也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据有关资料统计：西南各省自1937年10月到1941年大约接收移民1000多万人。而重庆市区人口由1937年的47万，飙升到1945年的124万。8年间增加了近80万人，是过去的3倍。在大量的人口内迁过程中，一大批文化领域的精英人才向重庆集中，使重庆人口的文化素质与教育程度，都有很大的提升[95]。
第七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重庆地区历史上的第五次人口移动的高峰期。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重庆在近当代的重要战略地位，重庆地区的人口迁移与流动仍在持续，并且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出现人口流动的高潮。如解放大西南时，大量的第一、第二野战军人员以及西南服务团进入重庆地区，国家“三线建设”重点工程所带动的沿海和东北等一线地区向内地的人口迁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当代民工潮，等等。在这些高潮中，最突出的是全国大量企业内迁的国家“三线建设”重点工程所引起的人口迁移。
“三线”建设是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相对于东南沿海和东北等一线地区的国家战略大后方，共13个省区，是中国在冷战时期为了备战而对沿海和东北等地区军工企业进行大规模内迁的全国性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当时的迁出地大多是上海、江苏、浙江一带的工业企业，大批技术人员、劳动力及其家属也蜂拥而至。至20世纪70年代末，大量军工、化工等重要工厂迁移到四川、贵州等地，而重庆及其周边地域是内迁工厂的重要目的地。据不完全统计，迁移到重庆的“三线建设”企业，其人口前后约达50万人。这些迁徙的人员在重庆迁建、新建了200多项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使重庆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一跃而居全国第五位。这次大迁移，形成重庆解放以来外来人口迁移的高潮，是重庆在近当代的又一次人口结构的改变。
此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重庆市也曾有数十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国家政策性人口迁移的组成部分，形成当代重庆人口迁移大潮。虽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引起的人口迁移在时间上长短不一，但是由于它的规模宏大、前后持续时间长，涉及各个社会阶层，对城市家庭的覆盖面大，迁移数量达几十万人之多。因此，在全国以及重庆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1973年知识青年情况统计，仅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在册知青就有95128人，其中四川知青（主要是成都、重庆两市）41712人，人数最多。到1974年8月，则总计安排知青10万余人。尽管大部分知识青年在几年后都陆续调回城市，但是，它在重庆地区的移民史上却有着重要地位。
第八阶段：三峡移民，是重庆地区历史上的第六次人口移动的高峰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的上马，重庆又迎来了一个人口迁移与流动的高峰，即三峡流域沿岸库区水位线以下的百万居民要进行向异地、异区、异域的大规模搬迁。三峡工程在修建中牵涉面积巨大：其蓄水地上至重庆巴南区木洞镇，下到三峡大坝坝址中堡岛，长达565.7公里，水库面积达1084平方公里，淹没陆地面积将达632平方公里，需要搬迁安置人口达到113.3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51.89万，占45.85%；城镇人口61.29万，占54.15%。
正因如此，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其规模之大，跨时之长，牵涉面之广，世所罕见。从1999年到2006年，前后历时8年，在政府的有力组织下，三峡移民走出了夔门，外迁到四川、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上海市等地区。截至2008年底，重庆库区搬迁安置移民113.8万人，其中外迁移民16.16万人，重庆则承担了三峡库区85%以上的移民。在整个移民搬迁中，做到了安全、快捷、有序，安全事故为零，创造了中国移民史上的奇迹，也创造了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迹！
由于重庆在历史上位于长江中上游，地处联结巴蜀、荆楚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当代历史上，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内陆中心城市之一，已日益显示出其战略地位。这样，在近当代重庆的历史中，重庆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作为战略中心地区而担负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命，其相应的人口移动也相对的频繁、浩大。这也是重庆在近当代以后不断出现大规模移民的重要原因。
